不过以他那样的年纪成为唐军主帅，有些“老人”难免小看他。比如洛阳的王世充，就称李世民为“童子”。《说唐》里李世民有个别号“唐童”，大概就是源于此。然而那些比李世民大很多的人后来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千百年来，以二十多岁的年纪而平定天下，李世民不是唯一的人，但能够坐稳天下，他却是独一无二的。
独步历史的天空——李世民(3)
唐太宗李世民像
只不过那天下本来不该由他来坐，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玄武门之变”了。
武德年间的秦王，很像开皇时期的晋王杨广——不必奇怪，李世民和杨广很相像，这一点现在基本上是公认的事情。不过不同的是，李世民没有一个宠爱他的母后做后盾。
兄弟相争的起因，可以说是错综复杂。首先，李世民自己是有野心的——即使没有野心，后来都不见得能保平安，何况他本身就胸怀大志呢？房玄龄曾无意中对他说了一句话：“如果守藩端拱则怎么怎么样，必欲经营四海，则怎么怎么样。”这句话便露了玄机——李世民是不甘于做一介藩王的。很多人认为这是关于他的野心的最早记录。若说是白纸黑字的记录，可能是最早；但是李世民的野心一定比这还早。或许少年时就有了。这倒不是说他是什么天生野心家，但是他那个含义为“济世安民”的名字，他小的时候，不会没问过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吧——我们好像都愿意知道父母给我们起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依此类推而已。起兵太原，应该不单纯是为了避祸，其中也有雄心在作怪呢。
其次，要想夺嫡，就要有父母的宠爱。母亲一方是没问题，但问题是母亲死得早，就是支持也没用。而李渊，前面曾说过，他是偏爱李世民的。早年的一些事已经可以体现，而武德五年攻下洛阳之后，李世民风风光光地献俘太庙，比李建成回京时的简单记载是强了不少。当时李渊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写了一份诏书，着实夸了李世民一番，大意就是夸李世民“为自己解忧，是个好孩子”等等，当然原话可不是这么没水平，但意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此外《全唐诗》中还有一首诗，“和风拂世民，上下同欢宴”，其中“世民”是一语双关的用法。然后李渊又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十二卫等，通过这些可以看出来他此时应该是有废立太子这种想法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在扶植李世民。刘蓬春教授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封天策上将和领十二卫是改立太子的前兆，但有不同观点说这是他官职不能再进一步的象征。我更倾向于前者，至少后者的理由不能让人很信服。另外李渊也不是不能打破传统，不会一直认死理地坚守“立嫡以长”的规矩，比如他破格令平阳公主下葬时前后有鼓吹就是一例。禁军，一直都是敏感部位。禁军的统领权不是一般皇子能得到的，就算是太子好像也没几个。汉代的巫蛊之祸的主角刘据动用汉武帝的禁卫军也不是通过正当手段。当然，唐朝后来能掌管禁军的只有太子，的确也是受了唐初斗争的影响，可唐之前已经就是如此了。所以无论怎么看，李渊把禁军交给李世民都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此外，有一次李渊带着李世民到后花园去玩，还捉了条白鱼——这件事记在《薛收传》里，原因是捉到白鱼后让薛收写了篇什么文章。这篇文章我们现在是找不着了，但这件事却说明了李渊常带着李世民到处游玩。可是这样的话，那刘文静的被杀又做何解释呢？真的像某些人所说是为了打击李世民吗？我觉得刘文静此人性情褊狭，他气不过李渊重用裴寂冷落他，很可能转而一心辅佐秦王为帝，而且以他那样的性格若是表现在实际言行中也不足为奇。此时李世民在李渊眼中无疑还是个好孩子，而孙伏枷的上书中说要给太子诸王慎重择友之类的话，很可能提醒了李渊，要想让孩子不变坏，像刘文静这样从中生事的人绝不能留。再加上李世民和刘文静又是十分亲密，那李渊更不能让刘文静的馊主意腐蚀自己的爱子，所以他杀刘文静更多地像是一次为儿子慎重的择友行动。说实话我对刘文静倒没什么好感。李氏一家起兵之初，他就建议他们称臣于突厥。这可以说是“行大事不拘小节”，也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李世民就是被他教唆的。安国寺中的事件实际上可称作一次要挟行动，主谋应该就是刘文静。李渊对他印象不佳实在也怪不得李渊。由此可见，刘文静也绝不是什么道德高尚之人，当他有怨气之后，很可能真的会教李世民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教他不能甘心居于人下，或许还说过李建成什么，很可能是说他是个废物怎当得起太子，挑起了李世民取而代之之心。从李纲劝李建成的话中，我们可知当时两兄弟已有了实质上的冲突，没准也是受刘文静影响。兄弟不和，这是刘文静存在的重要结果。李渊当然知道这些，他绝不能再容忍这种行为，这就决定了刘文静的命运是必死无疑。求情时李世民自然还不清楚父亲的想法，所以难免心中有些不满。总之，正是有了李渊的偏爱，才会使兄弟之争成为现实，否则单是李世民自己有野心，而李渊从未同意的话，李建成还怕什么呢？
但是这事却是不能急的，偏偏李世民捺不住性子，在李渊还未完全决定时就做了几件傻事。我也倾向于杨文干事件是李世民“从中作梗”，至少，没起到好作用。李建成当然也并不纯洁，否则事后为什么对东宫的惩罚更重呢？李渊最终得知真相，而且气极了，对双方都做了处理。痛心之下，他看到李世民并不是他想的那样，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好孩子了。杨文干事件差不多就此改变了李渊的看法、想法、做法。从此之后，我们很少看到李渊对李世民还有什么奖赏，说明他逐渐倾向于李建成。至武德八九年，李渊大概不再想要改变什么，所以加封李世民中书令差不多就是最后的封赏，或许是为了抚慰他、补偿他。李渊种种补偿的措施，难道没有根源吗？不然何必如此呢？刘蓬春认为这说明了他此前的确答应过李世民易储。个人觉得这种说法还是能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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