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遂对法华寺不存念想，只道是该寺已在火柴盒式的居民楼群中与世长辞矣。
然而，就在全然无意间，我结识了北京市东城区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李志诚先
生，他的一番话让我顿感柳暗花明。老李点拨道：你要看的法华寺不在南边，就在我们东城，可能老北京的法华寺不止一处。
他不光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还马上安排属下李继宝专程陪我前往其“势力范围”内的法华寺旧址探看。于是，原以为早已辞世了的古刹，瞬间复活了。
对了，不能不交代的是，这一次，老天爷还是没忘朝我头上洒点阴雨，而且，这回已经是酸雨了——滴在身上和车窗玻璃上的，都是泥黄色的点子。大自然虽宽大无边，但偶尔也会朝无休止地折腾他老人家的某个地区的人类来点小惩戒什么的。
文管所的司机轻车熟路，一会儿就把车开到了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向东稍拐，便转到了华侨大厦的停车场。
正疑惑，小李已领我从停车场后门出去，走进一条小巷。
“到了，就是这个大杂院儿。”他停在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门儿口。
我留心了一下破门框上的小红门牌：多福巷44号中国的寺庙都是坐北朝南，法华寺应不例外。只是，眼前的一排排毫无套路的老房子挤在一块儿，分不出个东西南北来了。往院里走走，我才明白，我们是从最北边进入了原先的法华寺——我走历史的后门了。
漳洹犹觉浅(10)
从后往前看，满目伤心景。
早没了大雄宝殿和东西配殿，只通往东边院落的廊门上方有些失了色的画梁。一户挤一户的陋室把个京都名刹塞得满满当当。从昔日神们住的殿堂飞檐往上看，北面的华侨大厦岌岌乎压在头顶。
小李三拐两拐就把我领到了大杂院儿的最南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细巷里。躲过身旁一辆辆自行车和头顶一件件晾着的衣衫的羁绊，他驻足一方巨石前，指点：这是整个庙里留下的唯一文物了。
法华寺旧址。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在此居住，谭嗣同曾来此夜访袁世凯，上演改变历史走向的一幕。
侧看不知何物，近前方知是碑，且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仲秋吉日”所立的龙首大碑。
碑已前倾，似有一臂之力即能推倒。石趺半埋土里，正是沦落风尘状。旁有废弃的大缸、破桶、煤池相伴。
正辨识碑文，碑后褪了色的木门吱呀开启，一位妇人探出头来问：干吗的？小李申明：文物检查。妇人乃退回宅中。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法华寺已经破败至如此模样了！东华门外二里许，豹房巷有古刹法华禅林，明正统间，内监刘通舍宅创建……我艰难地摸识着碑文，约略明白了法华寺的身世。
豹房巷即如今的报房胡同，应该是法华寺正门所在的那条小街。不知是早年民间在此发现过野豹，还是皇家当年在这一带养过这种敏捷的“大猫”？
该庙是太监业最为发达的明代时，一位叫刘通的出宫太监舍弃自家住宅而建的寺庙。不知这位刘公公是什么“鸟儿”，是毕生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积了点钱，全部用来修缮的大善人呢？还是本来就是坏蛋，不过是用横财敷衍老天爷一把而已？从明正统年间算起，此庙已有五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国朝二百余年间中间迭有废兴……”已经漫漶了的刻字隐约透露出其身世的磨难。
法华寺最富神秘色彩的，当然不是它当年是如何如碑文所称的“规模宏敞”和“焕然增丽”，而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1898年9月18日）深夜的那次引人遐想的密晤。清代时，前来京城汇报工作的各地官员们没有宾馆或内部招待所可居，要么在京城有自己的住宅，要么就得借寺庙栖身，尤其是离皇宫近些的禅林，更成为住客率较高的宾舍。这王府井一带，距紫禁城东大门东华门很近，所以此地的寺庙也就成了不少大人物的落脚地。隔这儿不远的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贤良寺，就是当年李鸿章李大人最后的住处。一向谨慎有余的老袁奉诏来京后，赶紧在这王府井东边的法华寺里住下。
其实，若论此庙接待过的要人的级别，只是武卫右军头领的袁世凯还不上数，早在他来此下榻的几十年前，就很有几位亲王、大臣屈尊假此设巡防处——因为咸丰爷已经被蛮横的英法联军打得跑到热河“避暑”去了，留下的弟兄们不愿在别处接待前来谈判的可恶的洋大人，便选择了规模“为东城诸刹之冠”的“敕建法华禅林”与敌酋会谈。有人考证说，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都里与老外进行交涉，此前，他们都像乾隆爷一样的德行，以为夷人们来华只为想做我泱泱中华的藩属，他们的通商要求不过是为了纳贡的借口。这会儿，羞汗涔涔的清朝王公们终于在这座古庙里知道了“番夷”不是吃素的，模模糊糊明白了后世的邓小平先生总结出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如此说来，我面前的这幢石碑的额题“万代流芳”四个大字就该改改了，实为“万代铭耻”之地。
与东洋人打了无数次交道的袁世凯，理应也曾立于这座碑前怅然而叹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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