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地的人的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中山、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邀请孙、黄二位相继入京晤面，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专程从青岛赶往北京参与巨头之会。这样一位天赋很高且资望很好的政治家，却因笃信君主立宪而成了袁世凯称帝的头号帮凶。民国四年（1915年），他和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位颇有清誉的名士成立了“劝进”（劝袁氏当皇帝）的“筹安会”（时称“六君子”），他具体领导了帝制运动，由此得到袁大总统亲赐的“旷代逸才”匾额。是年12月13日，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翌年初，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刚好四十岁的杨度竟然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日后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子爵”还是“二等”；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追授了个“三等男”。杨度坚信自己会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甚至差人在法兰西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只会舞文弄墨的杨度竟如此煊赫，能不遭人忌恨？况且，他干的本来就是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蠢事。于是，当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当家作主后，杨度和“筹安会六君子”立即成了新总统下令缉拿的“帝制祸首”——先总统是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死的，继任总统的通缉令是7月14日发布的。也就是说，杨度从九天之上摔入狗屎堆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若不是他犹豫之后终于遁往津门避难，没准其生命就中止于四十一岁那年了，因为有人动议开除他的国籍，更多的人则提议诛杨度以谢共和！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些日子里，他不得不躲在青岛和天津两地的洋租界里，除了研究佛经，就是研墨临池——汉隶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活儿。后来每到潦倒时，他总能用自己的不菲的润笔费维持生计。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副大臣们，便纷纷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那时青岛的洋居民多而本土渔民少，而海边的房价兴许又太便宜，但凡北京跑来的遗老们都能买得起一幢依山面海形态各异的洋房。清末曾被袁世凯延揽入阁当学部副大臣的杨度，在众多“寓公”里，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煞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国洋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只砖片瓦！他被解除通缉后，尽管曾出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甚至当过军阀张宗昌的总参议，但其名声之恶一直为人们所不齿。后来，南京政府成立，国民党对先总理的这位朋友并不领情，这个落魄的北洋名士，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惨兮兮地称“此后生涯正无住着，意在赴沪鬻文”。后来，他真的跑到上海滩住下，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最后，竟正是为杜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但是，有谁能相信，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这个委身于流氓头子门下的过气人物，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而他加入中共时，正是转入地下的中共被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谜底是这样揭露给世人的——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市井有谁知国士(4)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这篇《难忘的记忆》，除了让人们加深了对已故总理的缅怀之外，还意外地让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杨度的子女们泪流满面，更让天下知杨度其人者目瞪口呆——这个注定遗臭万年的人物，竟是亿万人敬爱的周恩来先生亲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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