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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北洋_李洁【完结】(27)

  市井有谁知国士(10)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如焚,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时间表: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警。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大钊先生等六十余人被俘。4月9日,以张作霖所聘政治讨论会委员身份出席会议,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避免军法审判以减轻罪名)。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4月28日,李大钊等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决后,他“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成语到了北洋时期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门下的杨度,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度开始大谈佛经,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熟悉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中国互济会”是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进了耸人听闻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即: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样的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老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地下党”的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流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待在北京。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的姨太太徐粲楞)说事儿呢——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几天以后,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顿了家中弟妹们的生活,又为我向学校里请了一星期事假,便带着我坐上火车去青岛了。……我家在青岛的房子,确是很破旧了,卖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钱。由于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托人联系好,所以卖屋的手续办得很顺利。……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苏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把钱一起汇给了父亲。我问她:“这么多前拿去干什么?给什么人?”她回答说:“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有两个故事为凭。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正在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杨度晚年在上海与家人合影。中排坐者,右为其妻黄华,左为其妾徐粲楞,后排左三为杨云慧,当时已嫁为人妇。

  左翼作家、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战时首都)重庆的最高领导,“国统区”里的主流文艺人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遗墨。这次接见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和少数几个人心里清楚。还有一事:“文革”时,杨度的老妻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的“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扫弄堂(一定是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在北京闻讯,立即去父亲的好友章士钊伯伯处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杨云慧第一次听章世伯说,父亲确是中共党员,这是毛主席亲口告诉他的,但为什么一直不公开,老人却不得而知。章士钊急忙将杨度遗孀的悲惨处境转告了周总理。不久,他回信说周总理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叫杨云慧和母亲放心。事后,杨云慧长舒一口气,写道:“果然,我家从此平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只是,被党内外许多人意味深长地称为“周”总理的恩来先生,为何独在杨度之事上未能“周全”?何苦一直挨到危在旦夕时方亲口告诉外界?这里面的真实原因,恐为千古之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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