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也尔坚持的暴动要求，就是8月18日沈家大屋会议上的决定。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苏维埃的政权。
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的政府之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
正因为这样，当省委书记彭公达于9月6日向马也尔讲了毛泽东从安源来信讲述的军事计划后，此人就要求执行“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嫌计划中提出的待军队兵临长沙后再暴动是“右倾”。
彭公达忍气吞声，随之又召开省委常委会，要求不能等待，马上暴动。可是到会者都不赞成，因为手中根本没有什么现成的力量，想从第六军调来两个团当“暴动发火药”的希望，此时也完全落空。
在此情况下，只好布置于9日破坏铁路，11日再于长沙周围各县暴动，15日于市内暴动。
破坏铁路的工人纠察队虽然英勇，60人出发后四处破路，可是一般是仅能破坏几个小地方随即就被修复。11日长沙乡村的农民暴动按计划分河西河东两方进行，结果河东方面在长沙县委书记指挥下，只解散团防五处，杀土豪劣绅三人。河西方面在长沙县委农民部长领导下只解散团防局二处，杀土豪劣绅五人。广大农民根本未能起来，所以没有待正规军去镇压，只来了一些民团就扑灭了这种根本都称不上为暴动的起事。
9月13日当天，得知浏阳、平江和安源同时发生暴动，国民党省政府宣布戒严，长沙城内倒是起了些恐慌。
马也尔这时又催湖南省委赶快组织城内暴动，彭公达却犹豫不决。他一面认为“来一个暴动，长沙虽然不敢说可以拿下，亦可以与浏平及鄂南一个帮助。”同时也感到自己手头根本没有力量，再看见国民党军队在城内到处布防，省委能掌握的那点秘密工农队伍只有十几支枪，于是又说：“要起来暴动一下是可以，但结果只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
到了事先预定的9月16日暴动日的前一天，长沙市面上已经平静，传来的消息是浏阳、平江一带的暴动队伍都被击败，并向江西退走。这个时候不论马也尔如何催促，彭公达、易礼容等湖南省委委员也明白搞这种无谓的“血海运动”，是让革命者去白白送死，所以还是通知省委取消长沙暴动计划。
领事馆内的马也尔毕竟不能指挥中国人，此时只好告状，说中共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是“表示党的懦弱心理”，同时又指责派到湘东的中央特派员率军“逃跑”。这个马也尔又根据自己听到的一些片面之词，夸大地宣传发动暴动的形势如何好，长沙市内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是如何恐慌，可惜中共湖南省委不敢行动。
同样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罗明纳兹，就以马也尔的报告为根据，向瞿秋白等人挥舞起“尚方宝剑”。充满革命激情却又有书生气的瞿秋白，一时也对前一段他很称赞的毛泽东及湖南省委不满起来。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中的那些材料，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的会议上立即做出决定，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
这个决议既点了湖南省委的名，也指责了“中央特派员”，实际上就是指毛泽东。这个中央决议对毛泽东和湖南省委扣了一连串帽子，批评他们停止长沙暴动计划和放弃株洲、醴陵、平江、浏阳，而带着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后面的命令尤其严厉——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10)
“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暴动。”
不过，这个中央决议送到湖南时，已根本无法执行。
因为就在这一天，文家市会议已经决定了工农革命军向湘南退却的决议。
此时，任弼时正在赶写关于秋收起义的情况报告……
八、
长沙城内离开了军队的支援，根本谈不上能搞什么暴动。湖南的国民党当局察觉了苏联驻长沙领事馆与暴动的关系，随后查封了该馆并强迫所有人员离境。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不仅不能再搞什么暴动和进攻，处于湘赣边界处的那点剩余下来的工农革命军的生存，都已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国民党还没有建立什么有效的情报机构，不过暴动发生后“毛委员”的名字四处传扬，引起了反动当局的高度注意。
湖南省代主席周斓，听说此次秋收暴动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马上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24日率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
这是当时湖南本省的最高赏额，在此之前，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悬赏的20名共产党人名单中，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是排在最前面的，当时毛泽东排在第11位。随着毛泽东的活动影响目益扩大，国民党当局的赏额还在不断提高……
此时，集结到浏阳附近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三个团以上。在刚刚取胜之余，又得到悬赏的诱惑，于是他们又向文家市方向扑来。
在此情况下，这个山区小镇已经不能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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