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27年8月中旬，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一个即将在湖南大地响起惊雷，燃起烈火的序曲就这样奏响了。
按照会议议程，首先选举了省委常委。前几天的省委会上，大家已经选举了彭公达为书记，对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负指导省委工作的特派员毛泽东，大家仍把他选为省委委员之一。
马也尔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自然是最受尊重的客人。在这秘密的会议上，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训令，那就是，“要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
这一新训令的传达，使在场的所有人大受鼓舞。大家好像感到，这一个新的训令将是一场大风，能将笼罩着天空和大地的白色恐怖一下子驱散殆尽。
接着毛泽东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最后强调自己的观点，一是秋收起义必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起义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以湘潭口音，一字一顿，坚定地说：
“第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第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行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一章 板仓送别(7)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的意见的进一步阐述，在当时，许多人听来感到很不顺耳，还有人批判为“枪杆子主义”、“单纯军事投机”。但是，毛泽东却清楚地看到，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确惯于搞群众运动，认为工农起来就是万能的，结果先是吃了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亏，接着又吃了许克祥“马日事变”的亏，连吃两亏还不够吗？这两个亏可是吃得大了，革命的火种差一点全部熄灭。现在，他作为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来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在省委委员会议上，他极其明确地认定，那就是坚持用革命的枪杆子来夺取政权！他经过长期的农村调查和血淋淋的现实，已经明确而透彻地看到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关系，指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政权问题，都离不开革命武装。最后毛泽东铿锵有力地说：
“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政权问题，都离不开革命武装，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党应当用主要力量领导军事运动，同时，武装斗争又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以革命的武装发展农民暴动！……”
毛泽东的主张，尽管还是有人表示反对，但毕竟得到了大多数委员的赞同。这使毛泽东松了一口气。
五、
接下来就是讨论这次起义到底打谁的旗号的问题。因为南昌暴动时，根据党中央的意见还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青天白日旗，毛泽东到湖南来时，中央也还是这种主张，于是会上不少人仍持这种主张。
那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也尔沉默了很久，这时也说：“那就还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张，照南昌起义那样，打青天白日旗吧！”
这时，先后站起来两位委员，一位是彭公达，另一位是夏明翰。
彭公达说：“这个问题我是切实地感受到了，在老百姓心目中，国民党的那个青天白日旗早已臭了，还打什么青天白日旗呢？要打，就打出共产党自己的旗帜来！”
夏明翰说：“国民党的旗子，对老百姓已经没有任何号召力了。这次秋收暴动，我们不能用国民党的旗子，我们应当打起共产党自己的旗子来！我是反对再用青天白日旗的！”
于是又是一场激烈的讨论。那个马也尔坐在一边直摇头，他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他毕竟对中国的国情，尤其对中国的老百姓不熟悉。于是马也尔又一次沉默了。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都决不抢先发言，等到静静地听完大家的意见，思索分析一番，然后再发言。所以他的发言往往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何况他作为中央特派员的领导者的身份，他的意见就是一锤定音。
于是，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的高高的额头放着亮光，他微眯的眼睛忽然猛地睁开，右手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向上高举的有力的手势，用浓重的湘潭口音说：
“我赞成公达与明翰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可谓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心里话。这次起义，我们要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因为国民党已经变成了军阀党，已完全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成为了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完全臭了！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实在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这时马也尔提醒说：“但是，这个意见和中央关于以‘左派国民党为旗帜’的思想是不相同的。这该怎么解释？”
毛泽东诙谐地说：“既然我们大多数同志赞成打共产党的旗子，我们就打出共产党的旗子，这是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至于与中央原来的意见不同，那就用中国一句老话来解释，叫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说完，毛泽东哈哈地笑了。其实他早就想过，这次起义就得打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旗子来！并想着应立即写信给党中央，将自己的意见充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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