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后仅一周时间，分别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三个团，都遭挫败。讲起来令人感到痛心，却又是无情的事实。
从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三国际、中央湖南省委和秋收起义领导者们，当时期望的那种起义军所到之处，到处欢声雷动，群众热烈响应，成千上万的青年农民踊跃参军的场面，并未出现。致使几千人的队伍孤军奋战，而且人员越来越少，刚刚坚持几天便不得不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起义队伍向何处去？
农民打心眼里拥护土地革命，希望打倒土豪劣绅，因为他们连起码的生存权都被剥夺……但为什么绝大多数农民却没有起来响应？
当时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所谓低潮，就是群众情绪冷落。共产党刚刚搞得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被一个“马日事变”就打了下去，老百姓中，谁敢出头谁就受到残酷的报复，不是被杀就是逃离。这时再发动群众，就不能不有顾虑。何况共产党此刻的力量比搞湖南农民运动时还弱，就那么几个人、几支枪，而国民党统治正如日中天，气焰正盛，想出现那种万众欢呼、踊跃参军的场面根本不可能。
经过秋收起义七天的经历，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已经亲身地感受到，也从根本上分析出了其原因。
但毛泽东和卢德铭都不知道，在武汉的党中央正派人来湖南开展调查。
当时中共中央曾对湖南的秋收起义寄予厚望，可是预想能成功的暴动在几天内就遭失败，多数起义队伍溃散，预想的群众响应和自发暴动都未出现。这种现实，也令正准备向上海搬迁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感到气恼。
于9月中旬，就派任弼时去湖南调查原因。
任弼时到了长沙，在湖南省委机关见到了同乡兼熟人夏明翰。
夏明翰是个热血汉子，为人坦诚，对党忠贞不渝，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直言相告说：
“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头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秋收暴动部队的将士们非常英勇，他们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夏明翰说着说着，不由眼眶潮湿了。
接着，在长沙主持工作的易礼容，也将秋收起义部队的真实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并将毛泽东写给省委的一封信，交给任弼时审阅。
这一封信，正是毛泽东彻夜未眠，在浏阳上坪所写。派交通员火速送往长沙。也刚刚送到易礼容的手中。
任弼时看过毛泽东的报告后说：“一切为革命斗争考虑，我不顾及有‘诬蔑革命群众’和‘丑化贫下中农’之嫌，我们党要的是一切从革命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的报告和决定，以及向湖南省委提出的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
第十章 血战东门(10)
其实，任弼时这次到湖南来，他的压力很大，他也深知作为中央特派员毛泽东的压力则更大，只是在湖南省委委员面前，他暂时还不能将中央以及第三国际的立场和观点，以及对毛泽东的指控透露出来。
作为毛泽东的老同学，正在长沙主持湖南省委工作的易礼容，听到中央领导人任弼时这样一说，似乎为毛泽东舒了一口气。
他当然很清楚，在8月18日的长沙沈家大屋会议上，在9月初安源军事会议上，毛泽东也曾提出过“夺取长沙”的暴动目标。但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反差，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对立。只有通过以后长期的斗争实践，才能将它统一起来。而毛泽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他从革命的实际出发，又提出放弃攻打长沙的主张，实际上已经与湖南省委的意见相吻合！
夏明翰也似乎松了一口气，为湖南省委，也为毛泽东。
这些问题，他和易礼容、郭亮等同志曾经多次讨论，达成了共识。
而他们的这些决定，也得到了中央领导人任弼时的肯定。
八、
秋收起义爆发前，中共湖南省委就确定了长沙暴动的计划，不过能依靠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当时被当作暴动主力的有三支，也代表了工农兵三个方面，然而事实上哪一方面也不具备一点点暴动成功的条件。市内的人力车工人、泥木工人预定为暴动主力，因为过去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过工会，赢得过罢工斗争胜利。可是严格而论，这些“拉车的”和“泥瓦匠”是分散的手工业工人而不是产业工人，不像工厂矿山的工人那样有组织。过去能将他们聚合到一起靠的是工会。“马日事变”后工会被查禁，骨干逃散，想让这些人力车工人、泥木工人成为有组织的暴动队伍是不可能的。何况他们根本没有枪支，连警察都很难对付，在正规军压迫下怎么暴动呢?
郊区的农民被预定为第二支暴动力量，原因是过去那里农民运动开展得早。实际上，中国近代城市郊区的农民运动虽然能得以开展，却很难深入，因为那里的农民在经济上与城市联系紧密，商业气息浓厚，很难像那些边远穷困地区的农民那样起来舍死忘生地斗争。而且由于靠近反动势力的堡垒城市，这里农民运动最早受到打击，在秋收起义前夕长沙市郊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组织根本没有几处，只掌握秘密隐藏的十几条枪。后来有人指责长沙市委负责人宁迪卿等人思想右倾，只是解散了几处团防局和惩办了几个反革命，而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群众进行深入的发动，造成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其实，当时根本不存在这种大规模斗争的条件。如果不“右倾”而盲目去暴动的话，不仅不可能有一线胜利希望，只能造成更多的无谓牺牲。市内医院里有500名心怀不满的伤兵，当时也被湖南省委视为可以运用的一支暴动力量。国民党军阀历来视士兵生命如草芥，对负伤的士卒更不关心，近代的伤兵闹事是家常便饭。长沙医院里的伤兵对当局不满，湖南省委利用这种情绪秘密派人动员他们到省政府去大闹，许多人纷纷赞同。然而动员他们闹事容易，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要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护共产党并参加暴动，实际上也办不到。何况，这些伤兵既没有枪支，又不是健全人，绝无可能指望他们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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