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关于它的时代、文化性质、遗址性质等等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1962年，考古学大师夏鼐把此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之后又根据新的发掘进展，将这一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里头遗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此二里头遗址的影响更为提高和扩大，二里头文化成为考古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随着二里头遗址蜚声中外，这个遗址的时代和具体是历史上哪个帝王所在都城的问题，渐渐成为学术界一个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974年，二里头考古队在发表的一篇题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中，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形制的变化，明确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并对遗址中的宫殿和遗址的性质作了如下结论：“这座宫殿建筑属于二里头遗址三期，并根据放射性碳素测定相当于商代早期。”又说：“二里头遗址西距洛阳汉魏故城仅4公里，距隋唐东城不足20公里，这一带披山带水，形势险要，为历代建都之地。《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注‘尸乡，殷汤所都’。自此以后，近两千年来，关于汤都西亳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定了遗址中部的夯土台基是座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从而二里头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
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宫中穿行(3)
这份简报发表后，得到了大多数考古学家的赞同，当时考古界的主流看法是：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与三、四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不像是一种连续过渡发展的文化，应当拦腰切断。又因为三、四期出土的文物与郑州二里岗文化特别接近，甚至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所以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早商文化。鉴于二里头遗址的一号、二号宫殿和大墓多处于三期或者更晚些，就理应是商朝开国之君汤所居的一个被历史文献中称为“亳”的都城所在。而郑州商城应是商朝中期一个叫中丁的王所建的称作“隞”的都城。于是，以二里头遗址的第二和第三期之间树立起一个夏、商分界的标尺。
这个界标树立后，有些考古学家却不以为然，有人感到二里头文化一期和龙山文化相近，而与二、三、四期差别却较大，便把夏、商的分界定在一、二期之间。即河南龙山文化加二里头一期文化等于夏文化。二里头二、三、四期则自然是商文化。
有的考古学家与上述观点几乎完全相背，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相连，倒是第四期颇为不同，于是定前三期为夏文化，第四期为商文化，夏、商分界在三、四期之间。
有的考古学家感到二里头遗址上限不够早，便在一期之前、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后又加划了一期文化，形成了五期文化。
以上观点无论谁是谁非，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导致学术界对夏文化探索出现了空前的热烈局面，各种观点、各种主张令人眼花缭乱。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经二里头一、二、三、四期，到郑州商城文化之前，每两者之间都有人试图切上一刀，以作为夏、商的分界。一时间群刀乱飞，争吵声不绝，令人感到刺激又感到眼晕，从每一位操刀切割者的主张和观点来看，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正当各路学者挥舞着利刃在豫西这块土地上大显身手，奋力搏击之时，突然从路边树丛中走出一人，此人对众操刀者说：二里头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其性质都是夏文化，根本就没有商文化存在。既然是一个文化，也就用不着切来切去了，诸位，收刀吧。
众操刀者循声望去，见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
两座都城的世纪大碰撞
由于安阳殷墟已被学术界证明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也就无可争辩地确认了什么是晚商文化。同样地，由于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现，学术界认为这座都城的文化早于殷墟文化，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属于商代中期(商汤之后第10位王)中丁隞都的可能性最大。以此类推，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就应是赫赫有名的商王朝的开国之君——汤，打败夏朝最后一个叫桀的王之后，所建立的一座叫“亳”的都城。如果确认二里头遗址就是商汤的亳都，那么就找到了商文化的起点。以这个起点为坐标，早于亳都的就自然是夏文化。但令学者们头痛也放心不下的问题是，郑州商城真的是隞都，二里头遗址真的是亳都吗?邹衡对郑州商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并给予重新分期后，第一个对上述隞都和亳都之说给予了否定。
按照邹衡的分析推断，郑州商文化延续时期很长，而郑州商城所包含的年代也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反的是，商代中期那位叫中丁的王所居隞都不过20来年，无法与都城延续时间相合。而据当时的14C测定，郑州商城的年代最早已达到公元前17世纪，照历史学界的一般估算，此城已接近甚至达到夏朝的记载时期。又据古文献记载，郑州所处的位置与隞都所在的地望不合。因此，邹衡认为郑州商城决不可能是中丁所居的“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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