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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_岳南【完结】(6)

  第一章 直面历史的遗产(5)

  5月16日的会议,标志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古老的中华文明将以此为新的基点,在时代的呼唤与研究者的汗水中逐渐显现出它自身的辉煌与荣光。

  交相辉映的世界文明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各路专家、学者按照“工程”的规划和各自承担的课题、专题纷纷行动起来。鉴于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且这种研究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门设立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以期通过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让所有参与工程的专家、学者深入了解世界古代年代学研究的情况并取得借鉴。由于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必须产生于其他诸如考古、天文、历法等课题的前面,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慎重考虑与讨论,认为只有将这一复杂繁重的工作,交由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林志纯教授领衔的众位专家,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得知夏商周断代工程特设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并由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承担研究后,林志纯兴奋,顾不得年老体迈,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使命感,率领研究所12位教师和博士生,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立即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并很快完成了关于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12篇高质量研究报告。这批研究成果提交夏商周断代工程后,使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一步了解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也拓宽了眼界,增添了见识,受到了启迪,从而促进了各自承担的任务更加科学有效地完成。

  就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而言,从林志纯及其他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当代的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途径,并融合了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科技测年(主要是14C测年技术)和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而这些方法总体上适应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中外的条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一、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希腊最早是奥林匹克第一次赛会的举办之年,即公元前776年。雅典则以一年一任的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为界。罗马的标准一般是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据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为最早的纪年。而在埃及、两河流域则处于混乱和模糊状态,没有确切的界标。中国的确切纪年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由以上对比可知,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中国早于希腊、雅典、罗马甚至埃及和两河流域。以中外的确切纪年为标志,在此之前的古史纪年,不只是中国多有歧异,国外也同样是模糊不清,这一点中外是趋同的。就年代学的研究状况看,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汉代刘歆的《世经》开始,一直到清朝,可谓历朝历代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问世。而西方经过小罗马之后,年代学的研究就几乎中断了,近东和两河流域更是如此。但自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始,随着后来欧洲和西方列强对东方的占领和统治,才引爆了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欧美等国凭着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强势,产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落后于西方。这便是中外在年代学研究中的历程和差异。

  二、文献方面。相同之处在于中外各有文献记录,且这些记录都是真伪掺杂,不甚确切。如国外年代学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书早已不是原来的版本,而是后人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这个本子同中国学者一直使用的《竹书纪年》等文献具有相同的性质,两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第一章 直面历史的遗产(6)

  不同的方面在于,中国的传世文献多于埃及、两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文献的丰富是中国的强势——尽管这些文献并不是完全可靠。

  但是,在埃及、两河流域的年表,如《亚述王表》中,它记载了从亚述最早的王朝到帝国后期所有王朝中各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数,由此可以推算出各王之间的相对年数和全部王朝的总年数。遗憾的是,这些王表大都残缺不全,无法从一个版本中得知排列有序的所有王年。不过,这些残缺不全的版本,分散为一个个不同的版块,有的版块记有许多个连续的王年,有的版块只记两三个甚至是一个王年。但就整体而言,这些残破的版块是在一个大的框架里

  面,只要把公元前1千纪中的后半期、中期、前半期的各个王的年代版块对接起来,这些年代就清楚和较为准确地显示出来了。依这种方法对接,亚述王表可上溯到公元前15世纪,王表中的各王在位年数都很清楚。

  就中国的文献而言,缺乏的则是如亚述王表这样的版块。正如著名世界诸文明年代学研究者刘家和所言,“司马迁老先生太过于谨慎,他在读《历谱谍》的时候,由于‘古文咸不同,乖异’,他就弃之不要了。若老先生把这些‘乖异’的材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该是多么大一笔财富呵,可他就是不留。于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三代,只有世表,这样,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研究起来就没有人家方便了”。从这一点上看,又是中国文献的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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