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边捡起一张报纸，啊，1922年对德国赔款问题的大标题，原来竟到了1922年的纽约，啊，禁不住手舞足蹈，哼，要回中国去，把小日本收拾掉，可是正在兴奋时，突然肚子鼓碌碌叫起来，饿了。
当务之急是填饱肚子，打工去，可找了几家都暂时不缺人，而且人家问说，会说中国话的会说是指广东话，甚至是潮洲话，就是没有北方官话，骑王自己介绍说会说英语，德语和日语被当成怪物给赶出来。
正在路边发愁的骑王难受啊，堂堂医学博士，竟没有一餐的能力，力气活不会干，只好就着可乐，一口一口的打发，正在这时，一双巨掌拍在骑王的肩头，
嘿嘿，你就是那个会说洋话的中国人，我是风红旗，中华潮洲会馆的管事，走，到会馆去，就这样，骑王交到了第一个朋友，吃到了第一顿饭，第二天借风红旗的钱买的第一份彩票，也是六合彩的头号巨奖，奠定了骑王，也是后来新中国庞大国外资产的基石。
这时候，我的朋友，你在何方。
骑王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听到外边枪声大作，两个政治局肃反委员会成员冲进牢房，快，走。
原来手拿尚方宝剑的肃反委员会太沉不住气，想如同其他部队一样，想处决谁就处决谁，在准备把几乎所有的红军大学教员带走----红军大学教员基本都是黄埔和保定的共产党员，也有身体不适合而退役的红军军官，可是大多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按照肃反委员会的逻辑---全部是不稳定分子，而且社会关系复杂，认识反动派头目，学院的学生们愤怒了，
苏区的各县县委班子，各红军师团大批优秀的干部被指认为AB团，反革命分子，很多人都是学员的老同事，老战友，老同乡，老领导，要说他们都是AB团，反革命分子，大家不是太相信。被
打成AB团，反革命分子还有大批学员，只是管理红大的后勤训练部拒绝肃反委员会抓人才得以幸免，而 这些被打成
AB团，反革命分子多数又被后勤部以开采矿山，出口物资为名义弄去，对外解释是服苦役，劳动改造，却没有处决，肃反委员会的意思是要从精神和肉体上彻底消灭AB团，反革命分子的残余。
矛盾迅速激化，以陆上龙王为首的骑王警卫连和以秦飞叶为核心的红大学员团包围并强行解除委员会执行部队的武装，包围了肃反委员会大院。
中革军委的 一群激进领导才发现，虽然在根据地内部，但是主力都去御敌与国门之外，在这里，肃反委员会竟没有可靠力量，而对抗分子手里有矿山被关押的7000干部（当时中央苏区处决的
AB团，反革命分子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有红大的4000学员，骑王一时成了烫手的山芋，扔不是，捧也不是。
第二章 争执和审讯
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军装肃反委员会干部，向坐在椅上的骑王咆哮怒叫“叛徒，交代你的反动事实。”。
骑王从容不迫，还打开一匣香烟，不紧不慢，就当是肃反委员会干部不存在。
好像失去了眼看耳听的能力。
那干部怒喝道：“你听到没有，你在那里干甚么？”他是第十次重复这个问题。
骑王坚持说自己不是AB团，本来想用刑的肃反委员会干部明白就在大院外，骑王的警卫部队虎视耽耽，红军大学学员团义愤填膺，被肃反委员会处以死刑而被后勤部以矿山需要劳动力为由而服苦役的干部怒火燃烧，要是弄不好，等会这个阶下囚就有可能成为座上客。不能动手啊。
突然，骑王勾勾手，“过来，我有话说”
审讯的干部呆了一呆，死命压下心头的怒火，沉声道：“说出来！”
骑王悠悠道：“我举报，你，啊，叫***，是AB团骨干。”
那个干部失去了耐性，怒喝一声，“诬陷。”扑过来一把抽着骑王军便装的襟领，要把他提起来。
坚持不下间。
室门打开。
另一个便衣走了进来，向室内审讯的干部喝道：“放开骑部长！”
盘问并试图揍骑王的干部心有不甘地放开了手，道：“好！由你来收拾他。”
便衣显然神情有点尴尬，道：“不！我是来请他去李德顾问办公室。”跟着压低声音道：“博古来了！”
那盘问的干部愕然道：“甚么？”
便衣道：“不要问，解开他的手铐。”
正在这时，周恩来在中革军委会议上慷慨陈词，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便产生极严重的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地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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