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共产国际保留的中共档案中，却留下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在中苏关系非常友好的1956年，苏共中央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在莫斯科的全部资料送交中共中央。1957年1月中共中央档案馆将这批数量达几百箱的档案运回国后，原想提供给党史研究部门，然而国内随即出现了反右斗争，接着政治运动不断，这批档案就没有供研究使用，只供少数人用于搞“专案”。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档案馆才组织人清理这批从苏联运回的历史文件。1982年，清理人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等辨认，是陈云的笔迹。
陈云这个笔记本，是对遵义会议最权威的第一手记录。陈云拿到笔记本后回忆，这是会后一个月内所写，准备传达使用，内容无疑是准确的。几个月后过了泸定桥，他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并转赴苏联。根据陈云的这一笔记，遵义会议决议主要有四点：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实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
放弃贵州到四川去
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后，马上又面临着选择落脚点的问题。在一个月前的黎平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
黎平召开会议。图为黎平会议旧址意见，中央改变了到湘西落脚的计划，预定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到达遵义之后，中央发现当地的实际情况与想像出入很大，贵州并不是建立根据地的适宜地区。黔北盛产鸦片，粮食却很少，烟毒泛滥，严重影响了青壮年男子的体质，以致招兵有不少困难。加上黔北人口相对较少，少数民族又多，共产党的影响薄弱，地形条件也很不利，红军在此难以得到发展。于是政治局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准备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北或川西建立根据地。
为了便于灵活机动作战，遵义会议否定了“大搬家”，对剩下的3万多红军进行了整编。政治局委员陈云领导了整编。这次整编把过去臃肿的“红章”纵队编制取消，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愿意留下参军的补充入作战部队，不愿意走的遣散。过湘江后还保存下来的少量重物，这时或埋或丢，只剩下一个小队留有部分驮子和挑子，主要保管金银和文件。
通过这次整编，全军完成了轻装，行动灵活，便于机动作战，这样才有了后来毛泽东指挥的出奇制胜的四渡赤水之战。
遵义会议使命终完成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北进，到达云南东北的扎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连续召开会议，解决了常委分工，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正式成文，这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鉴于博古很难继续领导下去，毛泽东又不愿出任总负责，大家就拥戴张闻天。1935年2月5日，在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因这个村子的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而得名），政治局召开一个小会，博古把装有中央文件的两个铁皮箱子交给张闻天，象征着移交权力，并胸襟坦荡地认为自己缺乏领导全党的才能。博古因缺乏实际经验犯过“左”的错误，但个人品质还是好的，后来又为党做出了贡献。
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但他在党内军内具有崇高威望，会议后的中央负责人也坚信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张闻天、周恩来主要听取他的意见，这在事实上使毛泽东处于核心地位。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负总责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互相配合，形成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遵义会议是第一次完全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
192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当时世界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定，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任命要经国际批准。直至1933年举行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召开的各次全会和重要的政治局会议，都有国际代表参加或经国际批准。
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样大的变化不是经过共产国际提出，而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做出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政治局扩大会，只有一个外国人李德到场，他不仅不是代表，还成了受批判的对象。这一批判，恰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照搬教条的错误中摆脱出来了。
中共中央独立解决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自身已经能够成熟地处理国内问题，不需要国际代表来发号施令；二是因为红军在长征途中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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