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惊问：“这话什么意思？”
那人看看墙上挂钟说：“到12 点，他们来接你。”
“谁来接我？”
“我们也不清楚。”
汪敬远火起来，高声叫：“看你们哪个敢拦我？”一拍桌子往外走，朱鼎突然从门外闪出，用短枪抵住他的当胸，瞪眼低声道：“我就敢！”
“你敢造反？”汪敬远高叫一声，随手打去一记耳光。朱鼎没敢“造反”，只端着枪发愣。
这时，屋里陪赌的，看赌的慌作一团。上校团副走上前，对汪敬远说：“特任官，不是他的事，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给我们安排的，有什么话，你到那里说去吧。我们都是朋友，实在没有办法。”
汪敬远气急呼呼地指着朱鼎骂：“好，你小子，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上海，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她突出的位置。这片土地，20 世纪初起，被世界列强大块大块地分割吞并，名曰“租界”。这里有封建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他们张牙舞爪，无所不为地盘剥中国人。
同时，这里也有中国优秀的产业工人群和孜孜进取的知识分子群。这两股力量，在革命运动中形成血缘关系，孕育出许多他们的优秀儿女。自1921 年6月起，到1949 年10 月止，28 年间，上海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说明和统计的。上海人精巧，用同样的原料，可以做出比别处物美价廉的产品，这是被压迫下磨炼出来的本领。上海人具有革命共性，同样的压迫现象，他们会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灵敏有力的反抗，这是亲身感受着压迫的痛苦的本能反映。他们见不得以强凌弱，更忍不得异族侵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人空前团结的感情基础。他们对汉奸，虽不当面拳脚相加，但他们总要扭转头骂一声“贱骨头！”他们用行动帮助抗日的人，譬如，故意挤凑上前，阻滞一下敌军宪特追捕一个散传单的人，随后不声不响地竖一下大拇指，笑一笑，转身而去。中国共产党早在上海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除了外围组织，还有数不清的同情者。他们都以有机会帮助一下共产党而感到无限欣慰。
“在汉口路四川路附近日本汽车上跳下一个人，跌得头破血流。日本人急忙下车，慌手慌脚把他抬上车，拉到宪兵司令部去了。”这一消息，像五级风速般传遍大半个上海。
人们互相传说，纷纷猜测：
“是个什么人？”
“还用问吗？”
“可是那辆车一路上没有拉警报啊？”
“抓的是重要人物，他敢拉？”
“有人看见是从‘满铁，开出来的。”
“是他们自己的人吧？”
“他们自己人会跳车吗？用得着吗？”
“当然是我们中国人。”
“从‘满铁’出来的？”
“我敢断定，是地下游击队。”
“听说他跳下车的时候大喊了一声。”
“喊什么了？”
“大家都没听清楚。”
“喊着口号跳车的可不是一般人。”
“..”
我们说过，中国人最后的武器是沉默。世上除了死，哪有真正的沉默？有的人死后也不会沉默，因为另有人代替他，却不是代替他继续去沉默。
上海人传说这消息，并非有意代替程和生不沉默，而是出于巨大的痛惜和震惊，且含有希望和鼓励的成分。仿佛如果他们早知道在上海有这样一位抗日分子，也早去投靠他了。又仿佛他们断定，这样的抗日分子在上海还有，不过人家不丘露罢了。这种自动着力的传说、猜测、议论，无意间既标明了自己，又鼓励了周围的人。张明达是第二天下午听到这传说的，当时他已到香港路“中联社”分社去交过差事了。在回家的闵行路上，听到人们议论，不由心头一惊。连忙到紧急联络点，给程和生发信号，要求见面。他在接头点附近，转来转去，直到天黑，不见程和生来，知道出事了。第一个念头便是：情况紧急，事不宜迟，要赶紧回南京，给老李报答。
昏黄的马路灯光，照着空旷的大街，像比白天突然加宽了许多。不见什么行人，到处一片寂静。远方传来“隆隆”雷声，闪电耀眼的白光，映出幢幢大楼直耸的黑影，和黝黑而低沉的夜空。
怎么回南京？直奔火车站？夜里几点钟有到南京的票车？凭这身服装，能像白天一样大摇大摆的不买票，走日伪要员专用的通道吗？
他的脚步渐渐犹豫了。
先回家去，过一夜，明天再走？
不成，不成，不成。事情太急迫了，现在，敌人已经开始对我们紧急行动，只有“提上脑袋撞金钟”了。
他脚步越来越快。
上海的街道，他熟悉，不管从哪个方位到火车站，走哪条街最近，穿哪条巷省路，他都了若指掌。他可以随时敲一家住户的门惜路穿堂越巷，也可以随时敲一家熟悉的商号的门，请求给点帮助。在上海，他有多少熟人，可没法计算。他认识的人多，认识他的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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