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软禁的贺龙不知道周恩来在千方百计地保护他。杨德中对此回忆说："记得总理最早保护老总，是造反派冲到东交民巷老八号时，老总在那里保不住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把贺老总转移到了万寿路新六所，那里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毛、刘、周、朱、任住过的地方，可在那里也不安全。１９６７年１月５日、９日，贺老总两次来中南海找总理，都因总理不在没见着。１月１１日，老总又来了，记得当时是贺鹏飞开的车，进的新华门，还有薛明同志，直接到了西华厅，总理和邓大姐接待的。老总从此便住在总理的家里。总理、邓大姐经常安慰他，关心他的饮食。住到１月２４日，中南海也保不住了，周总理又亲自安排老总转移到西山象鼻子沟保护起来，并交待要照顾好老总的生活。是总理亲自叫我去办的，并说贺龙同志的工资照发，他要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到青龙桥去买，要保证安全。这个任务交给当时的卫戍区副司令员兼１师师长曾绍东。屋内设备简陋，床、窗帘等都不好。那个时候国务院工作人员许多也造反了，办点事情不容易。进去以后，发现自来水管不通，又向总理报告，总理叫修，我们找人修好了水管。"
贺龙、薛明住下后，薛明望了望胡子花白、鬓角花白的贺龙，说："外边很乱，我们在这儿躲躲也好。只是，孩子们不知怎样了？"
贺龙此时也正惦念着孩子。孩子们太小啦，他们没经过事，这大风大浪，他们能挺过去吗？
自打贺龙、薛明被送到了西山象鼻子沟，贺鹏飞、贺晓明连夜逃到了天津。贺黎明逃到了西直门。她给贺龙的几个老部下和老战友打电话，都没人敢收留她。后来，她拨通了廖承志家的电话，廖承志夫妇要贺黎明到他们那里，他们把她藏在何香凝处。当时中央作出决定，宋庆龄、何香凝受到保护。贺鹏飞、贺晓明跑到了一艘轮船上，化名当了水手。
被软禁在西山的贺龙，食量明显减少，他睡不着觉了。他想着周恩来对他说的问题。贺龙对薛明说："洪湖肃反扩大化，不能说我没有一点责任，可是，夏曦是中央代表。其他问题，统统是林彪栽赃。我自南昌起义以来，把命都交给党了，我有什么野心？"贺龙越说越愤怒："有本事他林彪当面同我对质。"贺龙拿起大衣，对薛明说："走，当面找他们算账去。"
贺龙说着一抬头，看见了门外游动的哨兵。他叹了口气，又坐了下来。
这期间，贺龙的"罪行"又增加了，一是搞"二月兵变"，二是诬蔑贺龙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曾向蒋介石"乞降"。
前文述过，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１９６６年２月，北京军区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任务，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由于该部一时找不到营房，找房的人按海淀区武装部的介绍，曾去当时一些学生下去搞"四清"的大学如北大、人大等学校借过空房。实际上，由于其他原因，后来部队并没有去住。这本属于军队正常调动之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左"得过分的阶级斗争警惕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青年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７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串连会时，有人讲了２月间曾有部队人员借房要住部队的事，并认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是要搞政变。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键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把一些议论和猜测当成了事实。这"触目惊心"的渲染，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在北大校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快，红卫兵们把大字报传抄到各校、各地。
双目不闭恨未偿(2)
正苦于缺乏公开打倒彭真的材料的阴谋家康生，立即抓住这一情况，大作文章。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７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２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的。"８月４日，康生又在北大对群众煽动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话出自当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之口，一时蒙骗了不少人。似乎"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康生捏造"二月兵变"，开始是为了打倒彭真，后来一箭多用，转而指向贺龙。他在中央文革放谣言："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贺龙去苏联，与苏修的将军共谋推翻毛主席的领导！贺龙把持体育口，他在体育界阴谋组织政变队伍，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养蜂夹道，炮口对准中南海。给体委发枪，一次就是７００支！还有电台。体委搞无线电干什么？那是进行政变联络的！他为什么对体委那么热心？那里的人年轻力壮，搞政变顶用。"
此后，谣言越传越玄，说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是兵变的参谋长；从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家里，抄出了北京地区的丝织地图，还有手枪、子弹。谣言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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