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捷潘利用了这一点：在矿区时，他总是当着德国工头的面把自己的煤镐擦得锃亮，可是等他们一转身，他便把螺丝拧松，这样一来磨损度就会提高十倍，甚至更多。
德国人不能理解，他们对劳动工具的神圣态度是无法灌输给被驱赶到德国来的几百万人的。这些人是被赶来填补劳动中出现的窟窿的。在整个德国，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群众性的自发抗议正在发展和扩大，起初表现为对劳动的消极态度，随后变为有意识的怠工。主持劳动战线的扎乌克尔向马丁·波尔曼提供的资料展现了一幅成功的画面：几百万人从欧洲的四面八方被运送到了德国。可是如果拿一个德国人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一下比较，那么它至少相当于一百个，甚至一百五十个外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德国人是为自己劳动，他劳动的时候知道为什么而劳动：不单单是为了前线的胜利，也为了得到他能够买新衣橱、自行车和小汽车的马克。外国工人则是为敌人干活的。这是其一。其次，就连那些最不坚定的、为了物质利益而准备妥协的人，也只能得到稀菜汤和足枷。
机械师连茨有一次对波格丹诺夫说：“我要是说了算，我就会付给你们跟德国人一样的报酬，那样我们就准能成功。就连动物园的猴子也为了得到一块糖果才会表演。为什么以为外国人会为了一碗清汤而干活呢？你与众不同──工具总是擦得很干净。”
波格丹诺夫没有搭茬，继续擦他的工具。在被俘期间，他掌握了一条金科玉律：多听，少说，微笑，这就够了。
“等一会儿，”机械师说，“让我来，你擦的方法不大对头。”
他接过抹布，往抛光液里浸了一下，便开始擦了起来。他不象波格丹诺夫那样动作迅速，而是缓慢地一圈一圈地擦，就象给孩子洗背似的。
斯捷潘经常一个人在汽车库干活。他可以拧松马达的螺栓，也可以往发动机里撒沙子，也可以把接头扭向一旁，但是科利亚在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时绝对禁止他这么做。
“我全能理解，”科利亚说，“全能理解。你得克制自己。你这么干会把事情弄糟的。不能做那种无谓的牺牲。”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给我讲讲。我不能这么待着。”
“我给你讲过了：我想知道什么人乘坐这些汽车，到什么地方去，司机的名字，他们的主人。还有工兵，工兵。我对工兵和党卫军感兴趣。”
他俩晚上在波格丹诺夫住的克雷霞家里见面。克雷霞很瘦，皮肤很白，蓝眼睛，二十岁，非常文静，象个小耗子。她几乎不出家门，在家里走动时也是侧着身，脚步很轻，动作平稳而谨慎。
她是同一个德国人同居后才变成这样子的。那人叫库尔特·阿佩尔，也是蓝眼睛，很瘦，皮肤很白──完全是个孩子。
“我全明白，”德国人说，“我只是夜里到你这儿来，那时谁也看不到咱们。我不会叫你出丑的，小耗子。”
他叫她“小耗子”，这时他的脸象个圣徒似的：纯洁，明朗，温柔。
他俩认识之前，克雷霞曾和谢多伊的人有联系。那时她很活泼，说话声音也很大，走路跟大家一样，不象现在这么谨小慎微。如今她躲了起来，不再跟地下组织的同志见面，尤其是在谢多伊通过联络员要她利用那个德国人提供情报之后。
“我爱他，”她当时说，“我不能这样。我不是出卖自己的人。”
“你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吗？”联络员问。
“我要是不明白……”
“这么说，你为了一条公狗可以出卖祖国了？”
“他不是狗，是个孩子……”
联络员只有十七岁。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打了克雷霞一记耳光，又朝脚下吐了几口唾沫，说：“哼，你这个娼妇！德国人的臭垫子……”
谢多伊知道这件事之后，肺都气炸了，可是没去找克雷霞，因为他不知道她会怎样看自己。而她一直等待着。后来也就不再等了。她开始恨白天，觉得白天她会因为背叛而被人打死。她白天盼着黑夜降临。库尔特来了之后，波格丹诺夫听到她俩整夜在那里小声说话，要么只是德国人一个人讲话，安慰哭哭啼啼的克雷霞，到了凌晨时，可以听到她的笑声，一种古怪的、颤动的笑声，很难弄清楚她是笑还是歇斯底里发作。
斯捷潘常听她俩窃窃私语，有时听的时间很长，越听越感到她俩讲话象孩子似的，感到她俩用一种在战争年代已经消失的、纯洁的、孩提般的爱情彼此相爱，她俩来自已经不复存在的那个世界，在那里，爱情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折磨人的、苦涩而又幸福的疾病，而不是象烧酒或吗啡那样的麻醉工具。
有一天波格丹诺夫和科利亚坐在一起喝茶。天还不算晚，离宵禁还有一个来小时。尽管科利亚有身分证和夜间通行证，他总是在天黑以前回到家里──无论是从波格丹诺夫这里，还是别的接头地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克雷霞正在厨房里洗餐具。当房间的门打开后，斯捷潘猛地转过身去。科利亚继续以原来的姿势坐着，身子微微倾向他的茶杯。
“应该告诉他，”他想，“不能这么转身。急剧的动作是情报员的坟墓，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如果思想急剧变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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