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坐运送白卫军残部的船只离开祖国已经二十年了。在国外度过的者二十年当中，他的思想变得象剃刀一样锋利：用不着冥思苦想就能纵观各种事件，推断出它们的发展前景。施蒂利茨在巴别尔斯堡的独家住宅里，收集了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和宗教裁判所历史方面的丰富藏书。他有时对德国重演罗马国王们在追求功名利的斗争中玩弄的那些权术惊讶不已。当个人权力代替了广泛的民主，当登上参议院讲台的人以民族的名义向代表们发表演说，确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了解、感受和遇见民族的意向、希望和宿愿时，施蒂利茨完全平静地拿来同现代生活相比较，并且在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展望解决中从未失误过。
施蒂利茨准确地规定了自己的行为举止：暴君是害怕朋友的，但是，尽管暴君不大喜欢那些发牢骚、讲真话的人，却更相信这类人。因此，他利用自己的党龄，有时发表一些虽不完全与官方意见相，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对立的意见。这使他未能得到升迁，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从卡尔登勃鲁纳和舍论贝格，直到保安处的党内要员。他所选择的这种行为举止有可能表现得如此真诚，以至偶然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破绽，从他以前的全部立场来看，都是有理由和可以谅解的。
一九四一年，他曾被派往东京。在那里，他在瑞典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见到了里哈德·左尔格，把德国大本营制定的进攻苏联的计划告诉了他。里哈德·左尔格安排他同苏联大使馆秘书见了面。秘书知道施蒂利茨已抵达东京。他给了他一张照片：一个年轻人──年仅二十二岁，从照片上望着伊萨耶夫。这是亚历山大·伊萨耶夫，他的儿子。施蒂利茨仿佛被震撼了，被击溃了。他觉得自己渺小和微不足道，觉得在这个对于他是异邦的世界里十分孤独。后来，他把一切都排除掉，眼前出现了萨申卡·加夫里琳娜的面庞。
这面庞是那样贴近、清晰和亲切，伊萨耶夫不由得站了起来，眯缝着眼睛站了片刻。然后他问道：“这孩子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吗？”
“不知道。”
“您是什么时候找到她们的。”
“一九三九年，当时小伙子来办理身分证。”
“萨申卡现在做什么？”
“您看，”秘书说道，“这里是关于她们的情况。”
秘书把密密麻麻打满字的几页纸递给伊萨耶夫看。
“我可以给他写封信吗？”
“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她……”
“这些年她一直单身一人。”
我亲爱的！谢谢你过去和现在的一切。谢谢你，世界上有了第二个‘我’──我们的儿子。谢谢你，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你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同一个世界上，同一个底层和同一个夜晚。我什么都不能许诺你，除了一件东西──我的爱。我将一如既往，跟你在一起。假如我身边没有了你，世界也就不存在了。
4、马克西姆
飞机在克拉科夫机场降落了。
“我们没有白白掉换位置，”奥托·楚·乌赫一口气说道。“我的十三号座位给您带来了幸运：我们没有出事就到达了。”
“空中一般是不会出事的，”施蒂利茨回答道，“要出事的话，即使持续事件再长，飞机只要一分钟就会坠落，接着您就会中风：所以说，心力衰竭才是避免空中出事的保障。”
晚上，驾驶施蒂利茨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飞行员来到理发馆找科利亚。他用手势向科利亚说明，他想刮脸。科利亚的上衣袖子上有一个“东方”小标志。飞行员断定理发师不懂德语──他怎么会懂德语呢！──便拍了拍自己的面颊。科利亚微微一笑，说道：“要按摩吗？”
“噢，按摩。”飞行员点点头，闭上了眼睛。
随机机械师紧跟着走进来，问道：“你是来睡觉还是刮脸。”
飞行员答道。“跟希姆莱的这些红人飞行一趟之后，神经彻底垮了。上帝保佑，飞机要是出事……”
“你为什么断定施蒂利茨是首脑的红人呢？”
“因为政治侦察处处长舍伦贝格的助手为他送行。并且有一次我看见他跟舍伦贝格谈话──他们完全平等地进行交谈。”
驾驶员是位年轻人，喜欢探听一切消息，尤其是上边发生的事。富有经验的人往往把自己的消息──必要的或偶然的──掩饰起来。而那些初出茅庐和刚刚接触到“大人物”生活的年轻人则相反，他们总是带着一点懒散和漫不经心的样子炫耀自己消息灵通。
“他是什么职衔？”
飞行员不知道他是什么职衔，但又因年轻好强而回答道：“从战前开始他就是党卫军的要员了。”
“他到弗兰克那里去了吧？到要塞去了吧？”
“没有，他住在法兰西饭店了。冯·施蒂利茨非常喜欢巴赫──饭店对面的天主教教堂里有一架非常出色的管风琴。”
“他什么时候回去？”
“过一两天。命令我在这里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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