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性格急躁而格拉耶夫斯基伯爵跑来报告说，有个赤色分子被抓住了有损于他的声誉的把柄，策反他──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施蒂利茨听后，决定搭救这个来巴黎工作的反库捷波夫分子的秘密肃反人员，于是他不无讥讽地说：“我的小伙子，不是您策反他，倒是他有可能把您争取过去。用丑闻如同用金钱一样，是策反不了的，如能策反了，肯定是些草包，对于稍微自重的侦察机构来说，他们是毫无用处的。”
“依您看，该怎样做他的工作？用什么去争取他？”伯爵惊奇地问。
“用智慧，”施蒂利茨回答说，“用智慧、思想和意志。人──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需要全面的观察：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是漂亮的还是丑陋的，是聪明的还是蠢笨的，是出色的还是普通的……金钱、女人、把柄──都微不足道，无关紧要。有些好色之徒的性格很倔强，对这样的人是毫无办法的；而有些干巴巴的信徒却为可耻的恶行而痛苦──这种人，一争取就会成为您的人。应该从善与恶这些大的范畴出发，而不要从习以为常的问题入手。况且不同年龄的人对思想、善恶的态度也不相同。所以对这个赤色分子，您不必去理睬。他既然这样不加掩饰的接近您，您还是趁早躲开。否则您白费劲，这显然是他的计谋，请相信我吧。看问题要看本质，伯爵，必须只看问题的本质……”
“明天我应该仔细看看那个盯梢的尾巴，”施蒂利茨暗自想，“我要面对面地看看他──当即决定。我真讨厌这种事，就象拙劣的侦探小说里写的那样。哎，上帝啊上帝，我亲爱的作家们，你们胡扯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用白党俄罗斯的最后一任总理斯皮里东。季奥尼斯耶维奇·梅尔库洛夫的话说，是带叶子的辣根。”
科利亚在大街的另一边走着，尽量不让那个大步流星地朝前走的党卫军分子发现。那个党卫军分子离市中心越走越远，在小胡同里绕来绕去，弄得科利亚越来越感到不安。
“在什么地方开枪干掉他好呢？”他想，“这个恶棍，总是在有警备部队或没有穿堂的院子附近走。是不是他发现了我？不会。他一次也没回头看，而且在饭店的时候，我是坐在另外一个厅里。”
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月亮变得明亮起来，一副游移不定的样子，仿佛更加贴近静下来的怯生生的大地。施蒂利茨猛地拐进一个角落，紧靠在房子的墙上。他听到跟踪他的人，竭力踮着脚尖急匆匆追了过来，穿过街道，以便缩短距离。
“一点不错。他是在跟踪我。”施蒂利茨明白了。“应该立刻弄清楚：我觉得，这家伙不是施韦雷尔派来的。一定要看看他的面孔。深更半夜，在寂静的城市里紧紧地跟在你的背后，对这样一个人总该看看他的面孔。”
科利亚一边跑一边把手枪从制服内兜里转放到外面的衣袋里。他竭力屏住呼吸，用脚尖走着，心想：“可别让他听见，恶棍。”科利亚也拐进了那个角落──正好面对面地同那个党卫军突击队队长撞到了一起。
法西斯的脸背着月亮，黑乎乎的辨认不清，而科利亚的脸则相反，被惨白的月光照得一清二楚。他一下子呆住了，连掏手枪也忘记了。有一刹那，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个紧张地喘不过气来，而另一个泰然自若，黑乎乎的脸，双手背在后面。
科利亚突然失去了听觉，但很快又恢复了，因为他周围──沿着整个大街，向着天空，向着月亮，响彻着这个党卫军分子讲的一句话。他讲的只是一句轻声的，充满柔情的俄语：“萨耶奇卡……”
2、阿尼娅在哪里
近几天贝格一直没出办公室。他给自己安置了一张软沙发，弄来羽绒被和两个大枕头，还让新派来的司机运来一些通心粉、麦片和炼乳。他把这些东西都放进柜橱里，就在这间装有窗栏的安静的办公室里住了下来，闭门不出。
他明白，他的一切行为，他的每一次电话交谈，各种联系以至户外散步（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全都处于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之下。仅有一次，他给来该市的诺伊布特将军挂了个电话，要求他接见。
“您现在就来吧，”将军建议说，“我想骑马走走──我累极了，需要休息一下。我这里有匹非常不错的马，可以给您骑。”
贝格立刻意识到，将军要求骑马走走的建议包含着某种危险，尽管诺伊布特的妻子同帝国安全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一家是远房亲戚。盖世太保是个凌驾于私人关系之上的组织。如果说诺伊布特能求助于有权势的亲戚的话，那么贝格也就没有可以求助的人了：他同将军一对一地讲话，盖世太保是不会听到他们交谈的，因此，盖世太保有权对诺伊布特采取任何行动，而对待贝格就更不在话下了。
“非常感谢，我的将军，”贝格回答完，咳嗽了一声，“我很高兴同您一起休息，我也能想象得出，您有多么好的马，但是，可惜，我感冒了。也许您能另外安排个时间，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见面时谈一谈。”
“好吧，明天三点钟。不要在家里吃午饭了。我请您品尝乌克兰红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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