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您的信任。”
“请您不必拘泥于上下级关系！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变成了官僚，贝格？紧握您的手！”
“握您的手。非常感谢。”
“谢什么？”
“没什么。就是谢谢。”
“好了，再见。从发报中心给我打电话。如果碰不见我，可以夜里来旅馆找我。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万岁！”
就在这一天，阿尼娅在贝格和施瓦尔布的护送下被转到了施杜科夫──喀尔巴阡山脚下的一座小城。
3、巨神
同任何一个妄图称霸世界、建立在以皮肤颜色、颅骨形状、眼眶特征以及讲什么样的梦话（个别的说法就是次要的了）为证明的人种优势原则上的暴君统治一样，希特勒帝国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产生一种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与这一镇压人民的庞大机器相抗拒的力量，这种抗拒最初是自发的，继而便成了一种有组织、有意识的力量。
希特勒的军、党、国一提的机器以其愚蠢的暴行和可笑的伎俩产生了一些抵抗运动的英雄人物，他们不想，确切说，是无法在这种独断专横、愚昧病态和践踏人格的条件下生活。
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俄国共产党人同法国神父关在一起；社会民主党人和君主主义分子在同一间木板房里受折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目不识丁的农民睡同一张木板床；五、六岁的犹太儿童和俄罗斯教授被烧死在同一个炉膛中；比利时的部长和挪威的渔夫关在同一间囚室。
希特勒分子认为，消灭所有的，哪怕是稍有表现的异端分子，就可以加强阿利安人的信仰轴心。这种大规模的镇压甚至涉及到了信奉其他宗教的德国人。越是如此，对希特勒的反抗就越强烈，这种普遍的反抗不仅表现在所有法西斯占领区的世界各国，而且也出现在德国本土上。希特勒分子无视发展规律，以为既然元首是这样说的──天下事就将如此。但他们忘记了，任何一种作用都会产生，也不可能不产生反作用。
‘雄鹰’游击队长亚努什·普希曼斯基曾是波兰社会党党液。战前他经常同共产党人作对。一九四一年八月从集中营跑出来之后，他仍认为不能完全赞同共产党。一九四一年秋天普希曼斯基带着三名同志钻进了大森林。一九四二年冬天他的队伍发展到一百多人。其中四十名是共产党员。到了一九四四年，他的游击队已达到七百来人。参谋长是共产党人。
“必须先消灭纳粹分子，”普希曼斯基说，“然后再收拾我们家里的事。共产党员小伙子是在为波兰而战──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一个亚布卢尼韦茨的农民来到游击队后遇上的第一个人是参谋长。他的参谋长说，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形状奇特的东西轰隆隆响了一声，那东西象飞机，但翅膀很小，头又尖又长，而且没有人驾驶。
参谋长领着这位农民找到普希曼斯基说：“这位老大爷有个重要的消息。你听一听，然后下个命令，该怎么办。”
说完他就走了。
一小时后，侦察小组骑着马，拉着三辆大车赶到了那个小翅膀飞机发出声响的地方。普希曼斯基听过伦敦的广播，他知道有关飞弹的事。
夜里，这个鱼形的庞然大物被运到了游击队营地。
普希曼斯基叫来参谋长，对他说：“亚涅克，听着，我们这样做：我们要与伦敦和红军同时取得联系。如果我们为了一些人而亏待另一些人，那么褐衫党徒们就会坐收渔利。谁第一个来取这东西，我们就把它交给谁。你不会指责我搞民族主义吧？”
普希曼斯基微微一笑，“我认为我作得对。”
“我的看法也是如此。”参谋长回答说。
普希曼斯基同伦敦和红军前线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告诉了地点，指定了下一次联系的实践，以便得到盟军协调一致的答复。
可是当普希曼斯基把这些电报发出去的时候，保卫维尔纳·冯·布劳恩工厂的党卫军已经封锁了飞蛋可能飞落的地区，并开始严密搜寻。当他们发现了飞蛋留在沙地上的痕迹，看到马蹄和靴子印迹后，党卫军的部队立即发出了战斗警报。
普希曼斯基的前哨警戒发现了纳粹分子的搜寻部队。普希曼斯基立刻召集全营人马，命令上山：那里有藏身之处──他明白，不这样做，他就会象落入捕鼠器的老鼠一样被敌人捕获。
施蒂利茨得到了莫斯科交给的任务──在克拉科夫了解被盗飞弹的全部情报。飞弹具有战略意义。红军指挥部希望，如果施蒂利茨能利用盖世太保掌握的情况得知普希曼斯基游击队的可能去向，可以吸收与旋风有联系的波兰地下工作者参加今后的实际工作。这是冒险，然而是必要的冒险。经过周密思考的必要冒险通常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只是这次成功不能取决于施蒂利茨，因为盖世太保也不知道普希曼斯基队伍的去向。‘雄鹰’游击队留下大部分兵力坚守和掩护撤退，而中坚力量甩掉了追击，潜入了喀尔巴阡山。
奉普希曼斯基之命到克拉科夫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的参谋长与酒吧间抢劫行动的第二天，找到了谢多伊。一九三三年他们曾一起蹲过监狱，自那时起，他们就成了至交。这消息经过谢多伊又转给了旋风。旋风又委派科利亚办这件事。科利亚又转告了父亲。父亲立刻开始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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