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九三二年，在希特勒当总理之前，我来到夏洛登堡。那里街道很窄，应当拐弯了……在一个酒馆门前停着两辆车，一群穿着褐色制服的人围在车旁，他们在讨论戈培尔的讲话，大声笑着、争吵着，看来是地道的冲锋队队员。我问他们中间有没有司机，请把车向前开一点，给我让些地方。没有，他们回答没有司机。我鼓捣了五分钟，好把我的车调过头来。最后我成功了。这一段时间那些冲锋队队员一直看着我，然后问我在哪里学会通过障碍地带的本事的。当我从车里走下来时，那些嘲笑我的人中有两个人高呼‘希特勒万岁’，然后坐进那两辆挡路的车，向另一个方向开走了……以别人的痛苦，甚至仅仅是别人的不便为乐——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对于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可以准确地说；这就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
奥根握紧拳头，骨骼粗大、长着似乎透明的软毛的手指喀吧响了一下，他难过地叹了口气：
“分队长禁止我象您应该得到的那样对付您，施季里茨，否则我会让您看看，在遇到俄国虚无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时，什么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
接着，奥根弯下身，凑近施季里茨，盯住他的眼睛，然后向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就这样吧……分队长没有禁止我这么做，我没有得到命令……”
他在门口站住，转身向施季里茨喊道：“过一阵我彻底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布尔什维克的虚无主义，我会解释的，施季里茨。”
伊萨耶夫经常回忆起在父亲家里度过的那个夜晚。他没有一下子明白，沃罗夫斯基为什么深深印入他的脑海，还有他在谈论痛苦的事情、谈论当时激烈争论的事情时极为平静的举止(夜里他和父亲在厨房刷茶杯，然后在大屋拖地板时，父亲忧郁地笑了一下：“依我看，我象从前一样干了完全违背愿望的事——人们的争论越来越多，取代了心平气和，……我相信，俄国即将发生重大的事件，我们又将离别，多么忧伤，我的上帝啊……”)：伊萨耶夫明白，为什么在很久以后，在他开始在希特勒德国工作时，他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夜晚……缺少社会生活、沉重的沼地的气息笼罩着帝国，不是元首的歇斯底里和人群的怒号，就是街道上过早的寂静和住宅中的人们套上的伪装：没有个性、荣誉和尊严……
“我真幸运，”他想到，“一些多么卓越的人物注意到了我；捷尔任斯基、加德洛夫、阿尔图佐夫、特利福诺夫、安东诺夫——奥夫先科、缅仁斯基、布柳赫尔、波斯雷绍夫、雷宾科、沃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克列斯金斯基、卡拉汉、里特维诺夫，等一等，还有谁在一生中能有这样的幸福？！这是救命良药，是跋涉中的休憩，是病中的梦。我在想他们，他们就在身边……为什么此刻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如此清晰地看到他们大家？我重新回亿起这一切是由于奥根谈到了虚无主义。”施季里茨明白了，“多么奇怪，罪恶的发展在你心中产生了善良，难道这出是有规律的？”
他又一次感到自己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这又意味着等待。他不能再等了。这种可怕的感觉在撕裂他的大脑，碾压他的躯体，束缚他的行动，烦恼油然而生……
“我们的人能够赶来，”他心中说，“一定能赶来，只是别总去想它，另外想些别的什么……可我想什么呢？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我们的人没有赶到，我就会被处死。一切都完了，真冤啊。”他想到：“我也是这些年生活在德同，但又置身于德国之外的为数不多的人，所以我比许多人更准确地了解德国；要说出它是什么样的真实情况，就必须了解它——对未来一代德国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年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身在国内，却感到自己在现实之外，而是明白这是不能长久的。有人曾经十分正确地说过，达.芬奇把自己的作品与下一个世纪联系在一起，他与米开朗基罗形式的理想毫无关系。达.芬奇在探索内在的，而不是外形上美的意义。他是印象主义的鼻祖，因为他摒弃了肉体的形态界线，借以理解空间的实质。他探索的不是肉体，而是生命……对，马克西拇，”他心中得意地说，“想一想对策吧，想一想你愿意想的事情。要知道，这些年你丧失了说话的权力，这并不等于说要缄口默言，这并不怎么重要，问题是你在这里不得不说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得不说你所憎恨的话；有时你愤怒得想大喊大叫，但你善于控制自己，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是恰当的，否则就会带来危机，对事业毫无益处。缺乏自制力，不善于等待，就去信教好啦，你又遇到了‘等待’这个该死的词…
…如果这个词在折磨我，我又怎么办呢？我是个人，我和所有人一样具有‘极限’这个生理特点，我比其他人更出色吗？”
“维利！”他喊道，“带我去厕所！”
维利来了，给他取下手铐，带他出了房间。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和柏林所有老住宅一样让人常常弄错的走廊上，经过一扇红色皮革包住的门时，施季里茨听到了里面一些人的说话声。这些人速度很快地向打字员口述，在嘈杂的声音中施季里茨清楚地辨别出缪勒那个处的突击队队长盖什卡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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