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或许是吧——
问：想听听他的供词吗？
答：我将非常感谢。
问：那好吧，请听……“舒伦堡当着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面向我了解了毒药的用法。我告诉舒伦堡，一滴毒药就足以杀死任何人；失败的可能性极小，只有千分之一。死亡的症状看起来像是伤寒病，从可能会有医生的医务鉴定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有利的。”供词正确吗？
答：是的。
问，后来怎样啦？
答：看起来，您都知道。
问：后来怎样啦？
答：教授给了我两瓶毒药……尽管只要一滴就足够了……回到办公室我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个瓶子锁到保险柜里。然后把旗队长比斯特找来。和他谈话没么用处，他无论对“黑色阵线”还是对施特拉塞都知道得不多。两天之后，当我的技师给我做了一个专门的手提包，里面装着金属鞘保护的两瓶毒药，我们就飞往里斯木，最令人担心的是海关检查。幸运的是，秘密警察的葡萄牙朋友来接应我，名字我不记得了……
问：朋友们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吗7
答：这都是些低级别的人，没有必要知道他们的姓名。
问：但是您称他们为朋友……
答：我也不能称他们为敌人啊……一句话，我顺利通过海关检查并住在一个葡萄牙联络员的家……
问：姓名？
答：杜·桑图什上校。
问：您在他那儿过了一夜？
答：还有一个白天……在他那里我目睹并了解到我们帝国的钱财是如何花掉的……他们给我一张鞋店的收据让我签字，“为行动需要”他们买了30双皮鞋。错误在于收据上附了商店的一张纸，上面写着购鞋的尺寸，从儿童的到妇女的尺寸，都是从巴黎买来的最昂贵的娃子。不过总的说，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一次真正的休息因为在葡萄牙人的情报部门搜索整个里斯本的两天里，我却在晒太阳，游泳。可最终奥托·施特拉塞也没在里斯本出现……在海上兜风时我把藏在不锈钢鞘里的两只毒药瓶扔到海里去了，我报告海德里希说，施特拉塞始终没露面，显然他收到的情报是错误的。我建议在里斯本继续监视，但是我用不着呆在此地，如果查到施特拉塞的下落，我再返回葡萄牙执行判决。过了两天海德里希回话说，他同意我的建议……我回到柏林，担心元首会发怒，然而幸运的是就在此时赫斯飞到了英国，况且离对俄国的战争也只剩下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啦……
问：“您曾被吸收参与制订这次战争的计划吗？您在战争前夕是如何工作的？
答：在此之前俄国秘密机关在德国和各占领区展开了十分认真、积极的活动。确切地说，他们从未减少这种主动性。我曾经负责组织对俄国的侦察和反侦察工作，不仅运用了我们的情报部门，还运用了白匪军，宣布为格鲁吉亚沙皇的巴格拉古昂公园周围的人，及乌克兰反叛者梅尔尼克和班吉尔。但是这项工作十分困难。当我飞往挪威与特伯文专员讨论协调我们的人与谍报局的合作者的工作期间，我策反了一个挪威女人，她是一个抵抗运动成员，她在见了我两次面之后承认说，她本来奉命要干掉我。她害怕地下工作者的报复，所以我为了感谢她的坦白并投向我方，我给她新的证件并把她派到葡萄牙。后来听说她转移到法国。她不时发来惊人的情报，我甚至经常把这些情报向元首汇报。然而法国解放后我收到我在法国和驻中立国使馆的情报员的报告说，这个姑娘得到了新的护照并且经常出现在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举办的招待会上。
问：您的情报员叫什么名字？
答：我得回忆一下……我记不得了，好像是西班牙大使馆的一些人。
问：这个姑娘的名和姓？
答：据我所知，她叫玛丽安娜·克里丝。
问：您用什么化名把她派到葡萄牙？
答：好像是克丽丝蒂娜·里维丝。
问：这是在什么时候？
答：准确时间记不得了……
问：描述一下她的外貌。
答：是个高个儿淡黄头发的女子，有一双非常大的蔚蓝色的眼睛，左颊上有一个小小的酒窝。鞋子尺寸是“六号半”。
问：说下去。
答：从1942年夏天我与希姆莱在日托米尔他的司令部谈过话之后，我就竭尽全力去实现我的理想，即与西方列强达成体面的和平这项事业之中。
问：这是另一码事。您是否认为自己在准备恐怖活动、劫持和暗杀等方面负有罪责？
答：不，我是在执行命令。
问：您是否认为，纽伦堡法国会同意这种立场？
答：我不知道。
问：您清楚您现在的处境吗？
答：完全清楚。
问：您同意出证戈林、卡尔登布龙纳、里宾特洛甫及其他主要战犯有罪吗？
答：是的。
问：您准备与我们合作吗？
答：绝对保证。
问：您准备在与我们的机构合作的保证书上签字？
答：我说的还不够吗？
问：您是否准备在这种保证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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