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门坚决地重复说：
“在此之前艾斯列尔的名字你熟悉吗？”
“答案早已知道，为什么还要再问？”
“我就是要听听这个我早已知道的答案。”
“不管你想怎样，我只按自己的方式回答。我的回答是，从国家把最有才能的人物称作敌人的时候起，现实法西斯主义就开始了。”
罗门又斜了施季里茨一眼，满意地点点头，
“我也想过这一点。我还想过，和我同居的女人在艾斯列尔事件开始前不久出现。我给斯拍克写信说我怎样爱汉斯•；艾斯列尔和她的朋友贝托尔德.布列赫特，怎样感激他们在我空投到纳粹后方前帮助我，已有7个月之久。”
“完全合乎逻辑”，施季里茨微笑说：“在德国，谁胆敢不热爱希特勒，评论枪毙他们时就用这种擦亮言词。你个人的事打算继续多久？”
“直到结束。”
“你想说，形势进退两难。”
“那该怎么办呢？”
“应该寻找第二种力量，在你们美国力量范围内，你们的情报要对它有利。它出于自私的目的也会帮助。我不懂总统竞选战，竞选斗争，你自己去想吧，你生活在那里，而不是我。”
“你听着，你说说，你啥时候变成这个样子？”
“我一直是这个样子。”
“不，我指的是别的。请你说说，反对希特勒的人是什么样？”
“如果我就反对希特勒呢？”
“这里，”罗门拍拍自己上衣口袋，“我有这样一些文件，为它们你得忙乎半辈子。所以我再次问你：为什么他们不绞死你。”
“那是侥幸。”
“谁能证明这一点？”
“什拉格牧师可以证明，”施季里茨想了想，“只要他还活着。但是，证明这点时，他必然要说，我曾为俄国人工作。”
第四十二章里克特（二）
(1946年)
大街上遇到古季耶雷斯上校(他是胡安.庇窿的公务职员)后的头几周充满令人难以忍耐的等待。
不知有多少次里克特记起和古季耶雷斯的谈话，试图回忆整个建议，从中寻找某种特别的、隐蔽的含义。有些词他反复查找辞典，看自己对上校理解得是否正确。他像真正的德国人一样学会了语法，弄懂所有规则。但是，有时候，当谈话人使用民间特殊语言，吞掉词尾或说话用标准的西班牙速度，就像打机关枪，他则显得无所适从。
他觉得，谈话非常开该布公。古季耶雷斯对他听得很认真，提的问题很具体，在科学，矿物学和工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显得很内行。没有发生里克特最害伯的情形。如果古季耶雷斯从一开始就用冷峻的长宫声调问他的过去，要求他写个声明，问他在哪里以及怎样取得居留证，是否难备到法庭受审，不管他怎样准备坚决反抗，他也会被击溃并白白交出原子计划的全部文件，尽管这些文件保了险并藏在可靠的地方。纳粹主义的可怕还在于，个人在国家面前完全是软弱无力的，被国家压制，无人负责并失去任何自卫的权利。如果法学家不以侦察员，鉴定人，法官和检察官的资格为政局服务，他的职业就纯粹是虚设。律师拒绝在政治诉讼案中作辩护，他们非常明白，在法庭士说得越是雄辩有理，自己作为“纳粹的敌人”坐上被告席就越快。国社党任何官员的指示对他们那是终审的真理。在希特勒13年统治期间，德国人习惯地想，应该沉默地生活。落入纳粹制度的飞轮，你注定灭亡。就是真地反对最高领导人，也绝对不能得逞。因为其一，你接近不了他；其二，即使发生奇迹，你到了纳粹德国伟大的元首面前，也吓得不敢吭声，由于撕心裂胆的恐惧，你一句违逆的话也说不出来，说的不是批评，而是赞扬刚才你还仇恨的，践踏你和贬低你的那个制度。
有这么一个里克特，他不知道自己是老几，是老大、老二还是老三，经常暗中怂恿“你还想干什么大事？？要知道自己的地位！你把这些可恶的文件卖两万五千，好好开一个德国啤酒馆；顾客们多多的。娶个老婆，生几个娃娃。死不可怕，而在老死之前幻想一阵将来，时间还来得及！”真是任何地方都没有宗教裁判所和国家集权主义条件下那么多幻想主义者。没有行动的权利，思想受到限制，没有说话的自由——为自己幻想吧，建立一个天地，成为一名斗士，自封为新的耶稣——当然，只是心里默想。
但是，当古季耶雷斯沉着而又十分善意地和他打招呼，感谢他的假说这封信使他很感兴趣，原子计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东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尽管舌头仍很租糙，喉咙咽不下一块东西，声音也哑了。
古季耶雷斯已不是第一次和向庇隆提建议的德国人会晤。
早在1945年，当第一批流亡者到来时，古季耶雷斯就曾以一些信为借口向路德维希·弗赖德请教。后者很早就是柏林和庇隆之间的财政业务经纪人。但是，不久他就深信不应该这样作。因为，三十年代初按希持勒的旨意来这里的弗赖德，不让庇窿倾听任何人的建议，当然他这个“南美大陆的帝国委员”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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