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没有。
“接着讲？”
“行。”
“嘴里发干，舌头发涩。
罗门回头一看，俱乐部所属的公园门口有人把守，园内依然空旷无人。天空明净得像一层透明的薄膜，似乎眼看就要破裂一样。一个明亮的、具体的、仿佛萨尔瓦多·达利笔下“卑鄙的现实主义者”的东西映入眼帘，一种红黑色，吓人而可伯的东西慢慢滴落在地上。
“喂，听着！”罗门喊道，“这儿有人吗？’
好像有人等着他说话。马上出现一个服务员，穿黑裤，着浆洗笔挺的白色上衣、戴白得耀眼的麻纱手套。彬彬有礼地在贵族面前弯一下腰，拎听他的吩咐：
“威士忌，多加点冰”，随机应变地走开。他的背在最短时间以最好的形式贴满了准备完成的订单。
罗门继续说：“赞德什戴捷的另一个助手是医学院德语教授贝尔那德·迈耶尔。他在军内工作，与庇隆的朋友，总司令部运动部部长霍塞·拉蒙·达乌斯过从甚密。第三个朋友是奥托·格尔曼·富尔克赫迈麦尔，现在从事电影业，保留有许多戈诺尔博士的影片，现在还在小型影剧院放映。”
服务员走过来，递上带冰的威士忌，腋下夹着一个小折叠桌，放在长凳旁边，认真注意着，是否要上咸核桃。他说，只要先生们休息得好，他准备完成他们的每一请求，然后走入室内。背上仍贴满订单。施季里茨觉得，他的背比他的脸更有表现力。
罗门干了一杯，继续说：“我认为，正是这个福尔克赫迈麦尔吸收了阿根廷的重要科学家乌姆别尔托．杰伊瓦进行合作。后者当时正访问德国，他欣喜若狂，在大学里组织了一个国社党支部，在全国最有才华的物理学家初数学家中进行工作。”
“你这个材料是哪儿来的？”施季里茨问。
“无可奉告”，罗门断然回绝，“我从不说明自己的秘密。”
“很好，那我换种方式间：这个情报很值钱吧？请你回答。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波尔，它对你很重要，而不是对我。”
“自然，为这种水平的情报得掏些钱。”
“你是在人家监视你以后得到这些材料？”
“听我说，不要再打哑谜了。”
“跟你学的”，施季里茨微笑论“你经常跟我打哑谜。我再重复一遍．不是我对答案感兴趣，而是你。”
“为什么？”
“所有人名你都结我讲了？还是有所保留？”
“当然有所保留。”
“例如，杜利奥·弗朗契尼”，施季里茨说：“德国驻智利大使馆商务参赞比奥特格尔的联络员彼得罗·维雅神甫，还有希特勒任命的拉丁美洲国社党后补委员维利·考恩的名字及其在圣地皮哥的住地、莫奈塔大街1054号；德国拉蒂航空公司的经理之一马齐利亚，赞德什戴捷的西班牙接头人扎依德里茨，他使用毕尔巴鄂人何塞·胡安的假名。”
罗门用手掌抹一把脸，他想笑，但未笑出来，用自己油橄榄一样的眼睛瞅了瞅施季里茨问道：
“就是说，你们联合起来反对我？”
“那时我不能向你坦率说明，卖给你的是用过的货，波尔。1943年，阿根廷下议院以对铁路族游公司的情报局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或多或少提到你给我讲的人名。你刚才讲到的秘密接头处也被揭露出来。阿根廷人甚至能破译纳粹分子的密码。但最有趣的是，当决定最后审讯和一切快要水落石出时，总统被军人推翻。阿根廷驻德国前武官庇隆上校的人拿了权。这种情报可能是一个聪明的投机者卖给你的，他知道这些材料印数很少，后来又被庇隆禁止扩散。也可能明显搞假情报的人想把你的查找引入预定轨道，使你派去的人都成为军事情报机关的瓮中之鳖。他们或者把你的人投入监狱，或者与他们搞游戏。当人家与完成侦察任务的人玩游戏时，应当认为，你的事业已经破产，你已成了一个笨蛋。”
罗门探过身子，弄得凳子吱嘎作响：“我不想把你当成我的敌人，博士。”
“我很高兴能把你当成自己的朋友，波尔。”
“朋友不说慌，而你对我撒谎，你说过，你不研究拉丁美洲。”
施季里茨不能说明全部真相，他无权说阿尔弗雷多·冈萨雷斯将军帮助过他。他应当这样回答波尔，使他不能觉察他的秘密。所以，他说：“我真的没研究过拉丁美洲。我在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档案室工作过。没有什么比未查清的档案更可怕，波尔。我可以把下议院调查铁路旅游公司的总结记录拿给你看。”
“肯普知道那儿保存着这份文件吗，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施季里茨冷笑说：“保存！不是保存，而是乱扔在箱子里，上面水迹班斑，被老鼠啃得残缺不全。不过，我不排除他知道这份文体，那么他一定相信你要和我谈这件事。所以我问你：这个情报是谁给你的？”
罗门不能回答施季里况他实在无法开口道出真相，因为这一“绝密情报”来自国务院情报局的罗伯特·麦克。他曾向他报告自己想利用“布鲁恩博士”查明纳粹分子在拉美南部的地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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