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我的人又说“演讲述一下你在杜诺万那儿的工作情况。”
我回答他，现在实在是无可奉告，这是我们内部的纪律。未经我的上司同意，我无权透露我全部工作的细节。
“你就不说细节，谈谈大致情况吧。”他提议道。
我粗略地谈了谈我是从《邮报》社进入战略情报局的，在新英格兰学过西斑牙语和葡萄牙语。1940年我在荷兰工作，还勉强学会了德语；尔后又在非洲呆了些时候，开始学习阿拉伯语。
他还问我是否受过嘉奖，我说受过两次，他对此颇感兴趣。他又问我在新英格兰还学过什么。我说，从童年时起，我就对法国革命史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我父亲在加拿大工作期间，因为我母亲是法国人。
他点燃了一支烟，继续问我受谁的派遣以及与法国共产主义地下组织是怎么建立联系的。
我说。如果他知道这些事实，那么也应该了解是选派我去做这项工作的。
“斯帕克先生，在你的档案上写着这是由你提出建议的。”
不错；是我，我想。我沉吟了一下，我记得奥尔索普是如何向我转达麦克的指示的；甚至还记得，1944年4月初他在伦敦的‘丘吉尔’饭店的咖啡厅，对我说的这件事。当时我们在诺曼底准备登陆。
接待我的人还问我究竞与刚一位法国共产党人保持过联系。我说，我被派到那里时是在5月，当时纳粹分子已占领了法国，我与法国共产党都是秘密联络。在他们那里，他们叫我“皮埃尔”，而我称他们为“约瑟夫”和“马德林。”
“但你和他们见面的时间是在我们解放了法兰西之后．对吗？”
“不是。”
“这就怪了。”
“我们进入沦陷了的巴黎只呆了九天，被重新派到葡萄牙去了。”
“在巴黎不是发生过抵抗运动吗？”
“当然。这件事我们还在报上写过报道。”
“依我看。这只是一场把戏，无非想给戴高乐捧捧场而已。”
“我实在不懂你的意思，我还在那里打过仗。”
“和共产党人一起？”
“不完全是。当然，他是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
“那么在这场运动中，你也没有打听出谁叫什么名字？只知道‘约瑟夫’和‘马德林？”
“不，我曾和罗尔.堂喀上校的司令部联系过，他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真实的。只是我记不得他的真名叫什么了。”
“你直接和他联系过？”
“不仅仅和他。”
“还有谁？”
“里昂列希少校。”
“这是真名吗？”
“我不便于问他这个，并且也没有机会，当时是在打仗。我只知道他在西班牙参加过反对佛朗哥的战争。他还认识我们林肯营的弟兄。”
“哦，原来这样……。他会说英语吗？”
“是的，说得很流利，但带点法国人的口音。只是这时我联想到法国人操着我们的口音是多么有趣，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普罗旺斯的人。总之，所有的南方入都带有某些特别的口音，就像小孩无法防范地方口音对他们的影响一样。”
“告诉我，”他打断我的话，“你和里昂列希谈过西班牙的事吗？”
“我们讨论过该如何清除那些房子中的还没有引爆的地雷；谈过怎么和我们的先头部队联络。”
“进入巴黎后，你还遇见过他吧？”
“我们进入巴黎后，我就和我们的人整整狂饮了一周。”
“是和哪些人。
“波尔。罗门、约瑟夫.奥尔索普、欧内斯特·海明威。”
“大战快结束时，他就调到你那儿去了。”
“是的，我认得他，我和他还在这间办公室谈过话。他是不个马克思主义者吧？”
“如果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就是个芭蕾舞女演员了。这可能吗？”
“你知道吗，他是卡恩教授的门生，那位教授从来没有隐瞒过对那个犹太老人的学说所表现出来的喜悦。”
“看来，你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喽？”
然后，那接待者又问海明威是不是写过报道有关西班牙的人。我回答，他不仅写过报道，而且还写过书。他说，他看过，但记不清内容了。他不喜欢艾尔尼的风格，满篇粗话，词句刻板，语言俗气，而且把间谍的职业太浪漫化了，在他们的头上描绘了一轮光环。这些都是由于对生活无知。他说，
“我本人1917年就在法国做过间谍工作，钻过德国人的铁丝网，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一切都是为了刺探德国人的部署。”我发现，他大概并没读过《钟在谁的身后鸣响》，而只是所过一些不喜欢艾尔尼的人的意见。事实上，许多人不喜欢艾尔尼是因为他太有名气了。我认为，他根本投把约旦理想化，甚至于还相反。
“喏，愿上帝保佑他，保佑这个海明威吧！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吧？”他接着说，“你对什么工作成兴趣？领事工作、政治分析或者研究你有可能去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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