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看表——两点半；可我想在七点起床，办不到了。可能，在公共汽车上去睡个够；不，在汽车上睡不好．无论什么地方都汉有像西班牙这样有许多爱喧哗的人、愉快的人；是的，当我面临乘车经过我九年前曾经呆过的那些地方，好像回到青年时代一如果认为三十七岁也算青年时代的话——太刺激神经了，我不能不想念珍妮.帕尔码，瓦辛卡，也就是巴兹莱，想念美丽的克劳乌嘉，我不能不忆起，是怎样安排我越过战线到我们的人，到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一奥弗辛科和米哈依尔·科尔佐夫那里去。
施季里茨从床上起来，没打开灯，他陷入一种臆想，仍旧伯有人跟踪，虽然认为此刻不可能有，找到他实际上也不可能，何况星期六警察局是有人上班，但他们也有权休息；请好好地休息吧，可爱的宪兵们，喝吧；和女人一起溜达吧，睡吧，只要不坐在普埃尔培一得耳一索利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机旁就行；后天一当我已离开你们的国家后你们再去上班吧。
他走近桌子，桌上高高地摆着一架大收音机；施季里茨自从来到西班牙就没听见过外国广播，只有旅馆的门厅有一个只转播马德里一个台的扬声器，而他没有—个熟人——未经党卫队秘密组织的批准，他无力购置收音机，否则会丧失补贴，那时靠什么过活——所以除佛朗哥分子提供的情报外．他并没有掌握关于现实的一些情况的情报，猜到比了解的更快，而他属于只相信事实这一类人，是无论如何不相信臆测的，何况臆测有什么用处？只会使头脑陷入毫无生气的不着边际毫无出路的空想……
大概，这个古老的班杜拉琴没有鸣响，施季里茨想，他打开收音机，他错了，班杜拉琴在响，而且响得极好。他久久地试图拨找莫斯科，毫无结果。德国——无论是东区还是西区都在广播狐步舞曲；巴黎在奏华尔兹，还走运，拨到英国的——他找到了从纽伦堡实况转播的节目；评论员在评述法律辩护人的讲话；比较详细地评述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辩护律师的发言，他正援引发言中的一些片断：
“1942年7月鲍曼写信给罗森堡。信的原稿已不存在，鲍曼的信的基本内容是，斯拉夫人应该为我们干活，那些不能干活的人，应当让他们死去，关心他们的健康是多余的。不能容许斯拉夫人继续繁衍和继续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只需他们能计算到一百就足够了，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都是我们将来的敌人。宗教信仰，只是作为转移他们注意力的一种手段。涉及他们的供应，只应当保证虽必需的。我们——是主人，应当首先得到一切。”
对希持勒最亲密的助手的这封信，罗森堡只能作一种回答：表面上同意，作出一种事实上不存在的让步，这种在首长指令中令人吃惊的表面上的变化，引起了东占领区部的忧虑。
罗森堡作指示时说，他同意信中的观点只是为了安慰鲍曼和希特勒……
1944年10月12日罗森堡通过拉梅尔什向元首转遇了一份辞呈……
他没有收到辞里的答覆，罗森堡又不止一次地打算面见希特勒，但没有实现。”
上帝啊，入的记忆多么短暂，施季里茨想。罗森堡，您明白吗，是递了辞呈！可我们的军队在1944年10月已兵临华沙城下；还在3月整个祖国就从德国人占领下光复了，“东部占领区”的部长该作什么？！既没有了部，又丢失了占领的地区！？辩护律师在指望什么呢？
还和胜利之师的代表坐在大厅里谈论什么“呈”？如果被征服者力求忘记可以忘记的一切，那末，征服者是会记住的。他们完全没有理由忘记，当人们忘记历史时，这是可怕的，这中间隐藏着某种令人担忧的危险！不仅是一个人的，而且是—个国
家的想法，无论什么也不会受到如此负义的残酷我们所以还保惩罚。
历史留下了多少强国背叛自己基本宗旨的事例——如主张共和政体的罗马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它们的强大原来是在埋藏亘古以来的碎片上实观的……
律师接着说：“......作为被告入特别残酷的事例，是起诉中不止一次指控了的所谓‘稻草’行动。在这里话题转到关于中央战线命令从作战地区撤走5万儿童的计划，既然他们是作战地区的极大负担，况且儿童中大多数没有双亲照顾……罗森堡作为帝国东部占领区的部长，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做。因为，一方面他怕采取这种措施有可能被视为是赶走儿童，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儿童不可能是我们军事力量重要补充，政治作战司令部首长与罗森堡联系过并向他说明了，中央战线认为，孩子们到帝国不通过东部占领区的帝国全权总部长是有决定性的意义…
部长面前也补充进了自己请求的论据；半大孩子不是军事力量的重要补充．而重要的是斯拉夫人生物力量在一个长时期内减少，持这个意见的不仅有党卫军首脑，而且还有元首本人。罗森堡也终于同意采取这一措施。至此，发言提到了不属于罗森堡管辖的有关行政问题的范围。他不想消灭别的人民，甚至不愿作为论据去援引俄国人生物性减退的必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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