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戈斯，1946年l0月)
施季里获睁开眼睛，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他轻易地从高高的木床上站起来，也不感到腰部和经常折磨他的左脚的疼痛，那几个月他躺在床上不能移动一步。在意大利，还是在这里，特别是初期，他都强使自己不用拐杖，他不喜欢与众不同，习惯成自然，毫无办法，不管怎样从20岁起，他就凭别人的护照住在国外，1924年，几乎是人生的一半时间，像传说的一样，他都是在异国度过的。他不甚明白，出于什么原因，现在还要让他留在这里，留在马德里，并且依旧不露形迹，就像所有的人这样。但是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以期待良机的到来，这一时刻或迟或早是会到来的，他毫不疑惑。
施季里茨把水倒在一个大的搪磁盆里；罐子不是巴斯克的产品(他们使用的色彩令人难以置信，人人都随便凑合着制作陶器)。最可能的，多半是安达露西亚的产品，萦白色——这种冷色是适应当地40度炎热气候所必需的颜色，这种冷色调至少可以消除视觉的废劳，水虽然从山上引来时是凉的，但过了一夜变热了，尽管还是十月份，他沉了好久，然后用毛巾使劲揉了揉身子，他觉得精神特别焕发，——他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大约是在瑞土，和牧师最后一次见面后，确信，工作巳干完，在杜勒斯那儿和沃尔夫一起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的人不会允许，我们也绝不是小偷小摸的人……
他下了楼，去一家小咖啡馆，桌旁一个人也没有，是秋天了；从前，在共和国时期，有许多旅游者到这里来，十月的斗牛赛是最有兴趣的，是明星的各种节目的大会演，而在佛朗哥上台以后，一个外国旅游者也没来过这个国家，拜访法西斯分子有什么意义，一切都规定得很详细，接连不断的禁令；最好的安达鲁西亚吉卜赛民间歌舞演员也迁居国外了，很多入已定居墨西哥、古巴、阿根廷和智利，博物馆内空无参观者，人民目不识丁，半饥半饱，哪顾得上用绘画和雕塑去挣钱来维持自已起码的生计。一个包着黑头巾的白发老太大，这点很像海盗的母亲，结他送来咖啡、二个用橄榄油烤制的面包和果冻。
“有玉米饼？”施季里茨问，“根想吃热玉米饼，我给好价钱。”
“我们没有玉米饼，先生”。
“附近有什么地方卖这个的吗？”
“也许只有唐·彼得洛那儿才卖，但他的小食店要八点开门，现在才七点半。”
“太遗憾了！”
“如果您要，我给您做牛奶蛋饼。”
“牛奶蛋饼””施季里茨重复问道，“有土豆？”
“有土豆，先生，可用不着土豆……”
“那为什么不油炸鸡蛋土豆伴大葱？”
“我们不卖这种食品。我会做很好吃的牛奶蛋讲，在这条街上都是闻名了的，我请别人吃过……”
“为什么不做每一家都会做的？”施季里茨吃惊适，“依我看，如果所有的人什么都会做，那就太好了。”
“那就不存在交换了，先生，贸易就停止了。那时人们该怎么生活？应当让街上的每一个人会做一样自己拿手的东西，而且要让每一样东西各具特色，别人无法制作。在我们街上唐·被得洛会做玉米讲，盐中还放有扁桃仁，玛丽一卡门太太会做伴有鸡肉的伊斯兰波萝饭，唐．卡洛斯以会做伴有海鲜的波萝饭而出名，我呢，请大家吃牛奶蛋饼。假如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家里做这一切，那就会重新开战，因为光顾的客人没有可以从中选择的东西，所有的人什么都会作，那你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家定才好。最好的是每一个人只会做一种小吃，而且让同行们一个也赶不上。
施季里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有道理，您解释得根有道理。”
我想，无论何时何地我总以俄罗斯去比试一下。大概所有离开祖国的人都是如此吧。在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买到多好的价格又合理的东西，在自己家里已习惯这个了。须知，树木要嫁接，才能获得丰硕的果实，把别的树枝嫁接到一棵粗壮的老树干上，这根树枝以后就会逐渐变成这棵大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入乡随俗：要知道，我们那儿开始吃土豆时，有几个人反对，群众也反对把肮脏带土的核桃放进嘴里？
穿一只长靴会感到羞愧，没有谁会让一个妇女去参加大会，人多么怪。诚然，
“一个男子汉犹如一头公电头脑里怀着什么样的古怪念头，用尖棍子也敲打不出来……”唉，涅克拉索夫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什么样的大人物，也值得用小说、戏剧去纪念他，他不过是一个社会舆论的制造者、反叛分子的救星、一个贵族，一个好玩乐的人，宪兵杜贝尔特的朋友，囚徒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谋罢了，只有在俄国才有这种可能……
“你们的电话在哪儿7”施季里茨问。
“唉，先生，我们在秋天和冬天就切断电话线。没有客人，为什么要白白地付钱？”
“难道春天接上电话线就不付钱了吗？”
“这可要便宜些呢，我孙子统计过。他上四年级了，认得很多字，能随意写和读有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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