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安排在限定区城内的某地打猎，在那里组织‘偶然’越境。”他补充说，“您应安排把他置于您的监护之下。”……
问：根据这个意见来判断，冯·施托列尔的行为不像是作一个外交官，倒像是您的同行。
答：马德里是我们在伊比利亚、北非的反谍报机关的中心，是同盟国的海上转运站……很明显，冯·施托列尔不能置身于这项工作之外。
问，他是保安处的代表？
答：他可能是希姆莱私人的情报人员，在这个水平上招募是不固定的。
问：然而是否由于他和您一起时表现出来的举止，才使您认为他可能是属于希姆莱的情报人员的想法的呢？
答：在那时的德国要迫使一个人与秘密警察合作并不难……
问，我想听听准确的回答：“是的，他是希姆莱的人”或不是，他不可能是。”
答：是的，他是希姆莱的人。
问：往下说。
答：然后施托列尔中断了那些使他作为大使特别感到不安的问题的谈话。他对从马德里传到柏林的情报有时相互矛盾表示遗憾，因为他向里宾特洛甫的报告——是一个方面，国社党的代表发回给帝国领导人波尔的报告——是另一个方面，我们的间谍组织助领导害给海德里希的电报一一是第三个方面，报告的内容相互保密，“每一个都想暗中给别人使坏，”冯·施托列尔结束了谈话。之后他谈到了引起他注意的一个主要问题，他说，为了刻不容缓地使最高统帅佛朗哥卷入战争站到帝国一边，里宾特洛甫正在对佛朗哥施加缺乏应有分寸的那种压力，这在马德里是极其必要的。毫不顾及“西班牙的自尊”，施托列尔说，
“自然就不会经常多重复关于西班牙威严的那些词藻华丽的句子，此地无事可作。这个老加利西亚人①——是一个老奸巨滑的骗子，虽然他是我们的朋友他不能不考虑国家极其糟糕的经济状况，他把钱几乎都花在军队、秘密警察和宣传上，因此工业、农业处于瘫痪状态。如果我们承诺供应西班牙粮食产品、机器、飞机、坦克那么佛朗哥会追随我们。如果他相信，参战会结他的国家带来经济利益，那时他会去干这件事的。但帝国的一个部长先生只是为了帝国的最终胜利而去压西班牙参战，而这点在这里是不够的，无论什么都不能像昔日的威严那样渗透进一个民族意识，但是我们可以对这个不能宽容的事闭上限睛，如您能把这个观点传给那个帝国部长先生知晓，就太好了。”
问：施托列尔本人不能作到这一点？
答：帝国的情报的可靠程度是不以真实性为标准来确认的；而是按照谁更亲近领导人为标准的，既然我与里宾特洛甫常来常往，冯•；施托列尔认为，那个人在更大程度上比他会更听取我的话。
问：冯·施托列尔大使是帝国特派的全权部长，而您只不过是一个旗队长……一名类似元帅的上校，难道这符合逻辑？
答：假如帝国是建立在以逻辑为前提的基础上的话，我想，现在是我审讯您，而不是您审讯我。
问：不要把注意力转到细节上去，我们感兴趣的是你们对温莎公爵的行动。
答：我和我的西班牙熟人见过面，讨论了在里斯本的接触后，我乘飞机离开了……
问：您在马德里和谁见过面？
答：根据和西班牙秘密机关的联系，我们的随员邀请了佛朗哥的侦察机关的四名高级官员到我们这儿来共进晚餐。
问：他们的姓名？
答：我不能确信，这些先生们是否以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出席晚宴的。他们多半是使用假名，西班牙人阴私、狡狂和不轻易信任人，直到你还没有向他证明你的力量、能力和准备在他们的公务中帮助他们时为止……我不止一次地记得，塞尔赫奥·奥楚普将军、艾洛尼莫中校和冈萨雷斯上校都去过那里；这个人不隐瞒自己的真名，因为我们知道他还是在佛朗哥准备起义时。而且将军……不，我不记得第四个人的姓名了……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
问：您直接给他们讲了，您要去里斯本劫持走大英帝国王室成员的事吗？
答：我直接讲了这件事，和每一个人都单独谈了话，是的，在这些人分成小组之后，我完全坦率地给每一个人谈了这件事。
问：和您谈话的人中，任何人对这种行动的可能性都没有表示过怀疑？
答：我们都是以此为职业的，我们是在干自己的工作……
问：就是说，职业允许把国际法准则置于脑后？
答：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您不能对我加以审讯，因为我是—名战俘。
问：您认为您是战俘？这点还应当证实，可只有我们才能证实这点，当然也要看我们是把您当作俘虏呢或是当作被捕的纳粹罪犯来决定。往下说。
答：在里斯本我获得一些新联络点的情况后，我就租用了一辆大功率的美国汽车离开了那儿。我在大使馆的人为我租用了一个住处，房东是从荷兰迁来的一个有钱的侨民，是一个持反纳粹信念的犹太人。
问：他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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