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宁盯着太史慈看了半天，才道：“原来子义比较相信孟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提倡为君者要处处为百姓考虑。”
太史慈摇头道：“并非如此，孟轲的说法，更多的是强调君主要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可这实际是行不通的。一个人的道德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历史上有多少君主品行不端？”
顿了一顿道：“更何况君主大权在握，一旦皇位所托非人，只会诛杀忠臣。别说皇帝，就是地方的封疆大吏一旦让居心叵测之辈大权在握，哪个不是专横跋扈？”
管宁默然，要知太史慈说的恰恰是人治问题的根本弊病，而且也是长期以来存在于自己脑中一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眼下太史慈三言两语交代清楚后却根本不能让管宁产生一丝一毫的轻松感，反而是一种清醒后的无可奈何。
太史慈当然理解管宁的心情。
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作为一个现代人，在这时代有许多事情自己根本就是无法忍受，可又有谁知道自己因为面对现实，而不得不一步步妥协和屈服并且为之夜不能寐？
太史慈曾经妄想在西北六县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但需要的先决条件太多，根本就是不切实际。
现在自己做的只不过是走一步算一步缓慢的改良。想想历史上的管宁在辽东避难时，所做的也无非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自己唯一要比管宁占优势的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方向。
想到这里，太史慈对着依然沉默的管宁轻声道：“所以我太史慈才在西北六县希望尝试一些前人所未有的东西，也许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也说不定。”
这句话一下子说到了管宁的心中。
是啊，自己又何尝不是想要尝试着建立一片可万古长存乐土？
太史慈却在那里自顾自地说下去：“比如我时常在想，自古以来实行的就是重农抑商，从短时间看，确实是对稳定国家有好处，可是一直把百姓束缚在土地上到底是不是好事？繁荣的商业不是更能富国强民吗？幼安兄的先祖贤相管仲不就是这样使得齐国强大起来的吗？”
管宁闻言不自觉的点头。
太史慈此时却已出神，像是对管宁说，又像是对自己说，轻声道：“我又在想，既然一味强调道德无法阻止大大小小的上位者的堕落，为什么不试试完全彻底的法治呢？”
管宁点头道：“所以子义才会在西北六县提倡‘军法面前，人人平等’，并且把自己也置身于这种军法之下。”
太史慈这才惊醒过来，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道：“这也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单单一个‘军法面前，人人平等’根本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管宁赞同道：“子义言之有理，你的这种方法也是建立在你的个人道德上的，正如远古的禅让制度。一旦子义不在人世了，这种制度就会被有野心者破坏掉。安能传世？”
太史慈点头道：“所以我才要开民智，要知道天地间任何事情单靠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所以我才在西北六县提倡做什么事情不要抱有成见，而应该先试试看，是否有比现在更好的办法，须知先贤们的道路无一不是终日思考后的结果，就连孔老夫子也认为自己非生而知之，所以这世界上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我想，只要百姓开始学会尝试着自己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哪怕是我太史慈化成了这人世间的微尘，也终有解决问题的一天。”
太史慈说的完全是心里话，尽管在现代社会依然有种种不合理之处，但是人类的总的进程却是进步的。
这世界上总有人忘记自己和整个的人类历史相比只不过是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瞬间，他们总是以自己生存环境的好坏来判断当时社会的优劣，有许多的问题在当时不能解决并不等于以后就无法解决。
古代和现代又有什么区别呢？旧的问题消失了，新的问题自然会产生，怨天尤人是没有用处的，而应该积极的需求办法解决才是。
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缺少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阶段，如果说文艺复兴的意义在于否定神的力量而承认人的力量，那么思想启蒙则是把这一观念传达给每一个平民。
遗憾的是，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实现起来很难。
这也是太史慈在后世最佩服鲁迅的地方，要知道鲁迅明明可以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所谓的“大文豪”，只要接着去写自己的小说就够了。可是鲁迅却把后半生的精力用于传播思想和开启民智之用：办报纸、作版画、改良汉字、为老百姓能看得懂的连环画摇旗呐喊、扶持文学新人……
每次一看到鲁迅先生那怒发冲冠的头像，什么胡适、周作人、梁实秋之流统统变得微不足道。正是这个说自己身边都是黑暗的鲁迅，在不停地播撒光明的种子，毫不在乎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乎其微。“我以我血荐轩辕”！
遗憾的是在现代社会人们渐渐把鲁迅先生扶上神坛，却忘记了鲁迅先生为国为民的精神，只剩下一群孩子在那里分析课文了。
太史慈当然不敢跟鲁迅先生比肩，却是无时无刻不在铭记着鲁迅先生的本意。
太史慈蓦地长叹道：“人生不过区区数十载，活着的人对死者最好的纪念就是忘记，唯有后人更好的活着才是真正对得起我们的先人。”这话正是鲁迅先生在临死时候的愿望，虽然原句太史慈已经不大记得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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