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朴这才大吃一惊，看看左右，阵地上果然已经没有人影。这时又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溅得两人一头一脸都是泥土。等到他们慌慌张张地爬出战壕，大部队早已消失在黑夜里。这天晚上是个阴天，风很大，刮得呜呜响，到处漆黑一团，还有许多弹坑，让人心里发慌。孙绍朴没跑出多远就掉进一个弹坑里，幸好下面有个软绵绵的东西托住，没有摔坏手脚。那个东西忽然呻吟起来说：>>哪个？
新兵吓得头发都竖起来。好在他听出来这个声音很熟悉，原来竟是他们的四川排长祝伯均少尉。祝排长不幸被炮弹击中身负重伤，要不是新兵偶然找到了他，他就只好留在战场上变成一个下落不明的失踪者。
排长伤势十分严重，手腿都被炸断，只剩下一个血肉模糊的躯干。这样的重伤员不要说抬到开封，就是军医在跟前也未必能抢救活。排长头脑倒还清醒，他告诉新兵说：你们快走>>我不行啦。
新兵着急地说：我们怎么能扔下您不管呢？我们就是轮流背也要把您背到开封去。
排长喘息道：赶快把我打死吧>>敌人来了>>大家死路一条。
新兵吓坏了，谁敢对长官开枪呢？何况祝排长是他们的四川老乡，待他们亲如兄长啊！排长呜咽着说：不要把我留给敌人，鬼子会把我的头砍下来>>挂在树上>>
新兵大哭起来，他们终于哆哆嗦嗦地推上子弹，然后闭着眼睛开了一枪。
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孙绍朴老人向我讲述这惨烈一幕时依然眼睛湿润黯然神伤，他说抗战结束后他曾亲往排长老家寻找亲人，但是无果而返，这个遗憾至今仍留在老人心中。两个新兵当晚追上部队，此后转战晋、陕战场，直到１９４３年一同退伍回到四川老家。卿仕恒老人于１９９９年去世，生前为成都市人民商场退休职工。孙绍朴老人１９５０年结婚，育有二女一男，现为成都某粮库退休职工，过着平静而简朴的晚年生活。
３
开封前线全面告急。
作为中原重镇的开封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不仅是阻止日本人进攻郑州的大门，还是屏护京汉铁路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国大本营对第一战区下了死命令，不惜代价死守开封城，必须把日本人挡在开封城外。于是战区紧急派出宪兵督战队，在开封城门口设置路障和铁丝网，任何军队没有命令不许擅自撤退，违令者格杀无论。
然而大本营的严厉命令也无法阻止脆弱的中国防线纷纷垮塌。
先是一些胳膊上吊着绷带、被人搀扶或者躺在担架上的伤兵陆续撤下阵地来。他们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进城，因为他们是伤兵，不是战斗部队，如果他们不能提前撤离，一旦落入敌手必死无疑，而日本人虐杀中国战俘的暴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宪兵队长对此毫无办法，他恼火地挥挥手，下令放行。
接着为前线修筑工事和运送弹药物资的民工挑夫以及城外老百姓也源源不断地拥进城来，宪兵无法阻止统统放行，因为军队命令对老百姓无效。
次日清晨，一支风尘仆仆的战斗队伍出现在城外，看得出他们是连夜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宪兵当即进行阻拦，要求对方出示战区长官部命令，否则不准通行。但是对方根本不予理睬，依然气势汹汹地朝城门口开来。宪兵鸣枪警告，铁丝网后面的枪口一齐对准这支拒绝服从命令的队伍，眼看流血内讧一触即发。
这时候一匹白马出现在队伍前面。
骑在马上的军官挥一挥手中的马鞭，队伍立即停下来。宪兵队长本来打算向对方宣示战区命令，但是当他看清来人领章上的军衔之后，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原来骑马人是位陆军中将。
按说战区宪兵队权力很大，有“见官大一级”之说，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小小队长，而对方却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队长赶紧整理军容，跑步向前敬礼。
将军没有下马，只是冷冷地自我介绍说：我是新八师师长蒋在珍。你马上让开路，我的队伍要进城。
队长立正回答：报告长官，我只服从战区司令部命令！
长官将马鞭向身后一指说：这是我的一个团，他们已经同敌人战斗了几天几夜，但是昨晚我的侧翼友军阵地失守>>告诉你，我必须把队伍带回郑州，如果你敢阻拦，我就下令缴你的械。
队长看见将军身后的队伍已经摆出攻城的战斗姿势，几百支步枪和轻重机枪一齐对准城门，让他不由得感到头皮发麻心惊胆战。他相信如果这回再不让路，那么他和他的宪兵队一定会被这些杀红眼睛的愤怒士兵踏成肉泥。队长口气软下来，他哀求说：长官，您不能这样做，我在执行上级任务。
将军轻蔑地教训他道：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傻事吗？敌人主力已经向开封后方迂回，你们这样做不过是在帮倒忙>>限你一分钟打开城门，否则我将下令攻城！
队长终于屈服了。
如果大厦将倾的话，哪根独木支撑得住呢？更何况战争不是哪个人的事，就算宪兵队恪尽职守，勉强挡住败兵脚步，但是他们能挡得住日本人的进攻吗？诚如白马将军所言，一旦敌人迂回成功，数万守军无路可退，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必将重演，那么他和他的宪兵队就是日本人最大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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