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樵船队多次险遭没顶之灾。
最大一次灾难发生在万县。
敌机三十架轰炸万县，烧毁半座县城，码头船只亦不能幸免。裕华纱厂近半数机器设备被炸沉，人员多有伤亡，令张松樵百折不挠的建厂计划险些功亏一篑。直到次年元月，这支历尽千难万险伤痕累累的船队终于陆续抵达目的地重庆，据不完全统计，裕华纱厂在西迁途中损失惨重，幸存的机器设备只有不到迁厂前的五分之一。
史载：裕华纺织公司，厂址设在武胜门外中（下）新河，民国十年创设，资本额三百万元（银元），机器马力一千七百六十匹，员工二千四百余人，纱锭四万枚，布机五百台。每日出产粗、细棉纱一百二十余件，粗、细布一千余匹>>武汉转进时因交通工具缺乏，仅纱锭布机拆迁重庆，其余机件均告损失。房屋亦拆毁过半。（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图书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合编《武汉抗战史料》５６２页）
史载：武汉入川的裕华纱厂>>使四川从此有了机械化纺织业。（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抗战史略》３８０页）
２
公元２００３年，我为写作本书到黄泛区采访，行前父亲忽然讲起老家的事来。如今父亲已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他说很想知道那个地名叫做“邓氏宗祠”的老家究竟还有没有，是个什么模样？我理解老父亲的心愿，我们家族五代以内，唯一回过河南老家的人只有我爷爷张松樵，而且还是在上个世纪初叶，但是他老人家已于１９６０年去世，因此连我父亲也搞不清老家的确切位置和来龙去脉，所以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念头踏上开往北方的火车。
一连几个月，我奔走在千里黄河故道上，虽经多方寻访，但是无论在今天的郑州还是开封、周口等地，要找到一座大半个世纪以前消失在黄水里的小村庄如同大海捞针。《黄河水利志》载：１９３８年花园口决堤，泛水淹没的各省、市、县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村庄遭到泛水直接席卷而去，民众伤亡惨重无法统计。仅以郑州郊区的郑县（现已划为郑州市）为例，泛水卷走大小村庄达二十三座，这些曾经人丁兴盛的村庄如今已经了无踪迹。另有遭到泛水严重冲毁的大小村庄七十二座，遭泛水浸泡受灾的大小村庄四十五座，共计一百四十余座，约占当时该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我寻根无果。
根据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发布的统计称，据不完全统计，泛水淹没冲毁村庄三千余座，房屋数百万间，死亡民众达八十九万人，逃离家园达三百九十一万人，受灾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万>>
《郑州文史资料》第二辑（黄河花园口掘堵专辑）载：黄泛区淹没豫、皖、苏三省总耕地面积的将近百分之三十；逃亡人口占三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亡人数为三省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七；损失财产总数为四万七千八百零七亿元（均按抗战前币值计算），农业收入减少四万七千四百七十四亿元，仅此两项相加即为九万五千二百八十一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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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泛滥面积之大，淹死人畜之多，危害之烈，决口时间之长，以及损失之巨大，实为千古未有世所罕见。在中牟县，人们告诉我，这里许多村子都是抗战结束后由外地移民新建的，除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漫漫黄沙什么也没有，一年四季大风起兮尘飞扬，恍如来到西北戈壁滩。在周口，一位姓宋的农业技术员说，历史上黄河泛滥大都当年决口当年封堵，所以未留下严重后患。但是抗战时期的黄河改道达九年之久，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空前损失，而且导致生态严重恶化，土地大面积沙化和盐碱化。在黄泛区，许多地方黄沙深达数米，已经不适宜耕种，这是致使该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主要历史原因。而要改造这片面积几乎相当于台湾省的黄泛区，变沙滩为良田，至少需要好几代人的跨世纪努力。
在国家发改委，官员告诉我，黄河故道为中、东部贫困带走廊。由于历史原因，该地区多数县和县级市均为国家级贫困县。
在许多贫困乡村，我看见那里正在发生一些令人欣慰的变化，村民开始建起小楼，有的外墙还贴上闪亮的瓷砖。老人有活动中心，孩子们在村小教室里朗读课文，尽管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蛋在寒风中冻得通红，他们清脆的声音还是像小鸟一样在初冬的阳光下张开翅膀高高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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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返回成都，把中原见闻如实禀告老父亲。
次日我看见客厅里多了几件东西，那是父亲把我从黄泛区拍回来的照片和一捧黄沙摆放在爷爷遗像前，相信爷爷的在天之灵也在注视着人世间的沧桑巨变，为中国和他故乡人民的幸福祈祷>>
３
汪精卫下决心脱离重庆政府。
史载：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国民议会议长汪精卫邀蒋介石单独会谈，双方究竟谈些什么语焉不详，但是“语气激烈，不欢而散”。（《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蒋、汪最后一次会面的准确日期。两天之后的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等人悄然出逃越南河内，并于二十九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正式走上投靠日本人的不归路。
据说蒋介石得知汪不辞而别的消息，连连冷笑，全无惊讶表情，令许多人深感意外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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