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纪德显然也有同感。他写道：“苏联人对于国外的局势和状况处于惊人的无知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被弄得深信：外国的一切都远不及苏联好。”他说，有一个青年人曾这样对他说：“几年前，德国和美国还能在某些方面让我们获益。而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去向外国人学习了……”
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论述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的：经济学者已经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走外延发展道路，而现在外延增长的因素已经枯竭。因此，必须把转向集约化发展道路提上日程，必须从依靠行政命令转为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必须重视已经开始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等。当这些问题被提到苏共代表大会上时，只是议论了一番。实际上，一切依然如故，毫无结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用曾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说，对苏联社会的质疑开始出现了。当戈尔巴乔夫说“忠于社会主义价值”、“纯净的十月革命思想”等等时，“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我们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中”。
曾任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利加乔夫说，我们当时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苏联在科技方面与西方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停滞也感到担忧，这一切都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思想。他认为苏联进行改革的前几年，解决了一些住房之类的社会问题，随后便困难重重，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无组织现象。由于急于扭转经济上的不利局面，而又不懂经济规律，就匆忙决定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结果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消费品严重短缺，从而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利加乔夫在分析苏联瓦解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以下因素:首先是大批党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变了质；其次，是苏联为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而过度消耗了大量资金，把最优秀的干部、专家学者，最好的设备、材料和大量的工业企业，都投入到这一领域。
切尔尼亚耶夫进一步分析道，西方用超级武器进行的威胁，原来都是虚张声势的吓人手段，而莫斯科却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吓人手段的支配，并卷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为之牺牲了一切，最终，也包括牺牲了自己国家的未来。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认为，俄罗斯议会1990年6月发表主权宣言，是苏联瓦解的决定性事件，此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苏联走向崩溃。一旦俄罗斯明确宣布自己是小于苏联整体的主权国家，联盟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其他共和国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能也成为主权国家。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有两件事对苏联解体产生了巨大作用，一是1990年俄罗斯的主权宣言，因为当时全苏联境内除爱沙尼亚外，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搞独立，俄罗斯向谁要主权？答案只能是：向其他加盟共和国，向苏联；再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这两件事一发生，苏联解体的命运就定了，因为支撑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主要支柱已经坍塌，维护和保证国家统一的纪律和意识形态也不复存在了。
如今看来，可以这样说，就苏联而言，成也俄罗斯，败也俄罗斯。
承认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
1991年12月25日，我在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做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报告时谈道：苏联解体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和两极体制的最终结束。中国人民与原苏联各共和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往来。苏联解体后，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同时，将继续与这些共和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27日，我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原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驻俄罗斯大使，还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
王荩卿大使本来是作为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于1991年11月底到达莫斯科的。12月初，他按照惯例拜会苏联副外长罗高寿时，苏方告诉他，戈尔巴乔夫总统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间接受王大使的国书。
但是，局势瞬息万变，这份国书还没来得及递交，苏联便已不复存在了。
苏联解体后，其对外关系部（即原来的苏联外交部）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办了移交。部长离任，四名副部长被临时任命为俄联邦外交部的“执行特别任务大使”。12月24日，已成为这四位大使之一的罗高寿约见了王大使，对王大使没能及时递交国书表示歉意，并表示将尽快安排王大使向俄罗斯领导人递交国书。但这时，王大使赴任时带去的致苏联国家元首的国书已经不能用了，国内立即委托信使给他带去了新的国书。
等到王大使终于向叶利钦总统交上国书的时候，已经是1992年的2月初了。
1991年12月27日，我致电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外长，告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这11个国家独立，并准备同他们进行建交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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