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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十记_钱其琛【完结】(66)

  我回顾了中国和南非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及两国近年来关系发展情况。我说,两国互设研究中心,是我与南非前政权的博塔外长所确定的。那时的南非在发展两国关系方面还做了点事,以“非国大”为主体的南非民族团结政府应比前政权做得更多一些。中方深信,中国和南非作为在各自地区有影响的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早日实现建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针对南非担心与中国建交后经济受损的心理,我明确告诉他,中方不反对南非与中国建交后同台湾保持经贸关系,相反,我们愿意看到台湾与南非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关系必须是民间性质的。我知道,南非与香港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香港是南非第二大亚洲投资者,南非至香港的航线是南非至远东最重要的航线之一,对南非有着重大意义。于是,我又向他指出,香港将于1997年7月回归中国,而香港和南非之间有着广泛的经济交往。我们希望两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以有助于维护南非同香港相互间的经济利益。

  这次谈话,对恩佐有所触动。他表示,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将立即向曼德拉总统报告有关情况,以便早日做出决断。

  曼德拉痛下决心

  1996年4月底至5月初,联合国第九届贸易和发展大会在南非举行,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南非领导人再次接触的机会。中央决定由吴仪部长任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团长,让她再次与曼德拉总统、恩佐外长商谈。

  在与曼德拉会见时,吴仪部长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给曼德拉的复信。在信中,江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关于两国建交问题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人民有能力自主实现祖国的统一。吴仪部长还从经贸角度说明了建交有益于两国的经济发展。吴部长说,近年来,双边经贸关系是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和政府经贸协定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若两国实现建交,则会为两国全面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巨大的保证。因此,希望能站在21世纪的高度,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尽快做出同我国建交的决策。

  曼德拉总统表示,“非国大”绝大多数执委都支持现在就与中国建交。他们都清楚,如果南非不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中国是不会同南非建交的。但他又说,对这个问题应该慎重,希望能谨慎处理。南非将派代表团到北京和台北讨论此事。南非热切希望尽早同中国建交,但也要向台湾说明。

  那年11月26日,曼德拉主动邀请我国驻南非研究中心主任顾欣尔共进午餐。落座后,曼德拉就说,他已做出了南非不晚于1997年底同台湾“断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决定,并说,当天上午已将这个决定通知了台湾驻南非“大使”陆以正。

  第二天下午,曼德拉总统、恩佐外长和帕哈德副外长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并希望于1997年1月开始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

  11月28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欢迎南非总统曼德拉有关中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的积极表示,指出中国与南非分别是亚洲和非洲的重要国家,两国根据国际惯例早日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将为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开辟广阔前景,也有利于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

  台湾当局对南非新政府的决定虽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极大震惊。台湾“外长”章孝严急忙赶赴约翰内斯堡,试图挽回局面,要求南非方面重新考虑其决定,或将断交时间推迟三年,还表示,不然,台湾方面将做出强烈反应。

  12月5日,曼德拉给江主席写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南非将于1997年12月31日结束对台湾的“外交承认”,现在正是南非遵循国际惯例,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平稳过渡的合适时机。他也谈到,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无疑将使南非付出重大代价,然而,南非相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迅速扩大,将会使可能出现的损失得到弥补。

  从上述信中可以看出,南非做出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抓住时机,积极响应。

  江主席给曼德拉总统复了一封长信,对他的决定表示赞赏,希望即将开始的建交谈判能取得积极成果。他在信中说,值此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政治家都在筹划各自国家的未来发展战略。他愿与曼德拉总统共同探讨如何将一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南非关系带入21世纪。最后,他邀请曼德拉总统在方便的时候,再次访华。

  1997年1月下旬,外交部部长助理吉佩定赴南非进行“工作访问”,与帕哈德副外长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了首轮谈判,递交了中方准备的建交公报和备忘录。吉佩定分别会见了曼德拉总统和恩佐外长,向他们转交了江泽民主席和我的信。他还会见了南非议长、各党派的领导人,介绍中方的立场和原则。南非方面再次确认不晚于1998年1月1日与中国建交,基本上接受了中方在文件中所提出的立场。

  这第一次的正式外交谈判,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在致恩佐的信中,积极评价了新南非诞生以来,在非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说,中国与南非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愿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与南非的磋商和合作。我告诉他,1997年将是中国、南非关系发展十分重要的关键一年。为了顺利完成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使命,我欢迎他在1997年适当的时候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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