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广州的公行不但不能发展贸易，而且只能限制贸易。此外，它依赖一群官吏而生存。没有各级官吏的同意，它决不敢主动做任何事。它不像西方自由商人的行会组织，就如广州官衙也不像任何欧洲的自由城市的政府一样。中世纪在欧洲就获得的对一个地方或一种行业实行免税的做法，中国对此一概不知，因为它被天朝的官僚政权弄得四分五裂。
中国的贸易只有在其被分割的期间才不受约束，才得到发展，才可以算是前资本主义经济时期。当帝国统一、官僚政权取胜时，经济受到约束；投资猛跌，商业的盈利首先造成公职人员的腐化--或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进入到官吏等级的行列。在满清时期，行政权和经济权成一整体，被皇权牢牢控制。
马戛尔尼推测，如果在中国有一个政治上强大、经济上有影响的商人阶级，那么中英间的困难将会少得多。皇室档案给我们从反面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政府看到"奸商"自发地与夷商接洽就感到害怕。
元旦诏书
就像作为西方元旦的新年礼物，马戛尔尼收到的不是皇帝的一份新诏书，而是12月1日的诏书。这是乾隆同意让人交给特使，以便让他在国王面前替自己解释的。托马斯对这段插曲直言不讳："1794年元旦。今晨我们获悉皇帝的诏书下了。我们来到住所对面的一个大厅。总督已在里面。"
大家默默注视罩着黄绸、里面放着诏书的轿子。在乐曲的伴奏下，打着华盖，轿子由士兵护送着抬了进来，大家都跪拜在地上，犹如皇帝在场。"当轿子经过时，我们下跪，低头卜［……］这时总督把诏书交给勋爵，勋爵用得体的礼节接过了诏书。"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马戛尔尼把头朝地上低到什么程度。他做得很得体，得谁的体？孩子谈论这个礼仪时，就像他的长辈谈论人粪一样谨慎。
从一个英国读者的角度：特使用英国作者感到最轻松最讨人喜欢的方式描写这些礼节。据他所述，是总督"身着礼服"先来到馆舍，通知他皇帝诏书已到，并"告诉了诏书的内容"。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无非是"皇帝再次表示他对使团感到满意，对英国人有好感，还要对他们表示恩惠和保护"。他提到了派遣第二个使团的前景。他竭力证实，中国之所以拒绝英国的要求是因为它们"与中国的习惯做法不相容；他也无权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最重要的解释。皇帝的权力是带有宗教性的。神权不容别人去解释，充其量也只能对它稍作调整。
这封信使特使可以免遭英国政府的责难。信里对一切都作了解释：为什么出使失败，为什么帝国停滞不动。
那天早晨，总督"格外地彬彬有礼"；他宣布"两份告示已经贴出去了，要最严厉地惩处那些损害英国人利益，或渎职使他们受到损失的人"。马戛尔尼不会彻底失败？读者可以这样认为。
中国人坚持不懈地重复他们的话，马戛尔尼则又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的固执也不亚于中国人。他确实在广州了解了情况。直到那时，他的情报都来自设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总部16个月之前发出的指示，而总部的指示是依据7、8个月前来自广州的邮件作出的，中间的时差是两年。马戛尔尼后悔在11月20日答应了总督的要求把备忘录交给了他。中国人就抢在他前面了：他们给了些含糊其词的回答，而他还得准备一份全面的、把今天的情况也包括进去的材料。
新照会概要重述了代理行的要求。它们是：不再对来自澳门的货物多次征税；东印度公司的船可以直驶黄埔港停泊，以避开澳门险滩；为避免争端，要校准衡器；让英国人买块地扩大代理行；英国人不必每次要求专门准许就可以招募搬运工和水手；如果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找总督本人！
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和一场战争，这份新的陈情书才会得到答复。
第七十六章 后卫战
（1793年12月29日-1794年1月13日）
12月29日晚，人们听说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驶抵澳门，它是6月7日离开英国的。它带来了悲惨的消息："'华新汉'号把公司的其它船撂在马六甲海峡。'公主'号被3艘法国军舰劫走了。法舰有两艘分别配备有67门炮和50门炮，另一艘是快速护卫舰。"
翌日，1793年的圣西尔韦斯特节，送来了由"华新汉"号从英国捎来的包裹和信件。这是人们得到的过时7个月之久的有关战争、亲人和家庭的最新消息。
1月2日，3艘被延误了的船开到广州，使本年度东印度公司的所有商船在广州集中。使团一行于12月19日到达广州时，已有5艘船泊在码头；在辞旧岁、迎新年的时候，则有18艘船在那里抛锚。有几艘船以前去过马尼拉，另有几艘从科洛芒代尔海岸过来。在回国前，它们都在广州装货。
船队在地球两端往返的节奏是这样：6至9个月的去程，一、二个月在中国卸货装货，6至9个月的返程，一、二个月在伦敦卸船装船。如此，周而复始，从远西到远东。英国也正是以这种节奏使财富源源而来，国力不断强盛。
战争的消息使马戛尔尼回到现实世界。该是顺从形势，结束使命的时候了。也是结束他的"抱负"的时候了。他克制着内心的悲伤用庄严、感人的语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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