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取得了圣·詹姆斯宫廷的同意，请斯当东公布一种既可信又保留英国面子的说法。这样在1797年就出版了《英王陛下遣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主要摘自马戛尔尼勋爵的文件》。这一官方历史并不想隐瞒失败的事实，而只想消除人们的怀疑：英国外交官并没有犯错误致使中国人那样无礼。它也想避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英国遭到了羞辱而毫无反应：斯当东把事情的真相装饰了一番，使它显得更为得体。要说他撒谎还不如说他隐蔽了某些事实，并仍然不时地让古老的中国保留传说中的某些特点。
另外一个审慎的措施是：不要让中国人知道英国人改变了看法，已不再像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来看待中国了。这同耶稣会教士的处境相同：英国人在整个18世纪作了不少努力，这次远征更为突出，所以他们的使节为了不把一切都弄糟而不能什么都说出来。外交上的考虑使他让自己的副手在介绍中华帝国时描绘的景象不能全部离开原先的神话，但也保持了足够的距离来消除这种神话，这样，英国使团所反映的对中国的看法预示着西方在19世纪对中国的态度。马戛尔尼使团在西方与远东的关系中是个转折点。它既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它结束了一个世纪来的外交与商业上的接近；它在西方人中开始了对中国形象的一个修正阶段。
当然，使团所揭露的事实并不完全是个晴天霹雳。已经有人提出：中国并不像莱布尼兹、伏尔泰或耶稣会教士所吹嘘的那样是个理想中的乐园。孟德斯鸠就不愿随波逐流，陷入这种盲目的崇拜。勒让蒂伊从1731年起发表了《环球记游》，他一下子击中了中国人的要害："他们体制的恒久不变并不证明他们的优越，因为这阻止了他们取得任何进步。"海军上将安逊在他的《回忆录》中第一个主张炮舰政策：这发生在1743年，即鸦片战争之前整整一个世纪。
但在中国的西方人质太多了，有传教士和商人，也涉及到太多的商业和金融的利益，所以只能让公众舆论（或公布的舆论）小心谨慎些。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的个人信件或私下评论把不应说的在广州发生的事--已遭到或担心遭到的羞辱--都告诉了伦敦。尽管如此，公司考虑的是不要妨碍正常的经商活动；它怕得罪中国人，失去它在那里仅有的一点利益。
那里的个人没有个性
有位法国人，因为没有什么负担，所以比较自由地表达了他的不耐烦情绪。路易－克雷蒂安·德吉涅已在广州住了4年。他写道："现在是中国改变直至今日的观点，而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欧洲的时候了。"不，中国并不想马上就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欧洲。而是英国，然后是西方在马戛尔尼出使之后将改变对它的看法。
从此，中国的形象黯淡了。可以举黑格尔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变化。我们知道他除了读过《耶稣会士书简集》外，还读过斯当东的《记实》。他承认正是从《记实》中--只是从《记实》中--才得出了对中国的极为简洁明了的看法："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歌德既未读过斯当东的著作，也未读过黑格尔的书，所以仍然在说蠢话。他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一本酷似自己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的中国小说。"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十分纯洁、十分正派的青年的故事。他因品德高尚而有幸谒见了皇上；讲的是一对十分贞洁的恋人，他们被迫在一间屋里过夜，但却能接受不亲……这就是道德和礼仪。全然由于严格的节制中华帝国才维持了数千年之久，并将还要长期地存在下去。"但在迷恋中国方面歌德已经显得落后了。
无官职者不慌不忙地进行破坏
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官方说的事实并不能总占上风：出版商和记者可以帮助别的证人表示看法。使团里的这些无官职者起到了让中国这颗星星在乌托邦的天空里黯然失色的作用。
安德逊的代笔者孔博为了迎合读者的看法以及保证书的成功，就系统地描绘了一幅崇拜中国的图画，并对英国社会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但几处无情的描写却使这篇有倾向性的作品露出了破绽。有一处描写中国人把英国人扔到海里的臭了的肉捞起来后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这揭穿了中华帝国繁荣的谎话。另一处是一位对本国的海军感到自豪的英国人的想法，他谴责"对陈规陋习的顶礼膜拜"及"对机械工艺的无知"，这些都是"造船技术不发达"的原因。这些太令人反感。这些用鞭子开道的士兵令人反感。中国人做饭的肮脏环境令人反感。英国人走过时他们就哄堂大笑，这也令人反感。这就是那个"幼稚的"民族，那个在未来的几十年大家一致同意给以"教训"的民族……
赫脱南得意地发现中国人完全不懂得制革艺术，他们也不会远洋航行；他们的游船缺乏"舒适的设备"；"他们的建筑虽然远看富丽堂皇，近看却做工粗糙，镀金不匀"。最后，世上的最大的君主，"今日统治中国的这位善良老人就同其他君主一样也受他的佞臣所骗"。无与伦比的政治制度在哪里呢？消失了，随同技术，随同舒适感一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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