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拒绝同西方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这是否就会使一场侵略对抗成为不可避免了呢？而在对抗中帝国将被粉碎，中国将被瓜分，因为死死地纠缠于礼节，他是否就成了使王朝垮台和国家没落的千古罪人呢？马戛尔尼正确地预言了整个19世纪的历史：
"中国人已从满清人统治强制他们所处的政治麻木状态中醒悟了过来，他们开始感到自己天生的能量复活了。一次轻微的撞击社会在火石上溅出火星并把反抗的烈火燃烧到全国各地。"
面对总是以强国其实它已没有强盛的国力自居且态度傲慢的中央帝国，英国已越来越不耐烦。英国人的活力无法发挥，中国十分虚弱还要毫不妥协，双方都被激怒了。所有的战争总是通过寻找属于先验范围的正当理由来合法化的。对中国人来说，已达到的完美是个正当理由；对英国人来说，可臻完善的进步才是正当理由。两者并不属于同一个思想领域。他们越来往，互相越不能容忍。在这种伤害对方的不理解状态中，两种文明互相撞击，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
大辩论
鸦片加速了撞击。1836年，中国的贸易收支第一次出现了赤字；中国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三都用于毒品。翰林院学士在1837年揭露了"岁漏银千万两，荼毒国人益众"。湖广总督向道光皇帝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社会同国家一样受到了威胁。儒家念念不忘的"治"更加重了对社会解体的忧患。御使袁玉麟还说："百姓若仍沉湎于毒物，则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皇家水师的韩将军私运鸦片，从中提成。广州各大商行原先不愿插手这非法交易，这时也沉溺于这类买卖中了。
"道德主义者"把鸦片视为"邪教"，它"毁我中华"并"把其降为蛮夷之列。"在他们的号召下，另外一些中国人则提出了"政治的"理由：禁烟只是空想；真正的问题所在是银源外流；所以应该对进口鸦片课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或者内地种烟。面对无法控制的毒品入侵，中国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就像今日席卷美国的这场辩论一样。不同的是现代的贩毒不再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
皇帝无所适从，在1836年5月让讨论此事。"道德主义者"占了上风。1837年，广东巡抚逮捕了2000名零售商，关闭了所有的烟馆。有名的文人林则徐是"道德主义"派的信徒，他说过这段惊人的话："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1838年12月，皇帝授林则徐钦差大臣，赴广州，享有全权。他把中国引向了战争。慑服烟民烟商，这就是上面的指示。同夷人作战，那根本不可能。北京的朝廷从未考虑过这政策在外部引起的后果。外面仍然是不存在的。
1839年3月，林则徐一到广州就开始工作。他要求西方人报明有烟实数，然后加以销毁。6星期后，他让人在广州对面的虎门滩上当众把20619箱鸦片倒入生石灰坑中，--共烧毁鸦片两千吨。这些措施给了外国人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新任的英国领事查理·义律平静地组织抵抗，他设法争取时间以从欧洲和印度请来援军，同时还要处理种种加剧紧张局势的事件。
林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时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因明知鸦片之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当不可移害，况中国乎？……外国所必需者，易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且闻贵国王所都之吨（伦敦）……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连山栽种……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
林则徐和伦敦并没有把问题放在同一平面上。林认为问题的实质是一场反毒品的斗争；伦敦却认为这涉及到经营和经商自由这一神圣权利问题。
托马斯·斯当东的威信起了作用
1836年，托马斯·斯当东用一篇短文排除了一场武装冲突。到1839年，他的感情演变了，他认为"中国不断向英商挑衅，后者便占了理。"在议会和在私下他多次告诉外交国务大臣帕默斯顿：这时不要采取权宜之计。他说林的行为"粗暴""卑劣"。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在导致战争的决定中所起的作用感到满意。
经过几次炮战后，1840年1月林则徐不让英国船只进入广州港，并禁止同英国人的一切贸易。在伦敦，以贾丹为首的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动员起来了。王国的所有工业城市都要求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听到焚烧鸦片的消息时，帕默斯顿叫嚷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又一次在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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