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今天知道，马戛尔尼认大沽到热河之所以由一名普通的盐政官员陪同，那全是皇帝的有意安排，也是皇帝非常讲究儒教级别思想的缘故。不应该让马戛尔尼因有像直隶总督那么重要的官员陪同而沾沾自喜："该贡使以天朝多派大员照料，益足以长其矜傲。"皇帝想通过把英国人交给一个盐官来打掉他们的威风。可结果未能如愿：徵瑞是个蠢材。
皇帝的怒气一封信比一封信厉害。在平时说话微妙的官僚阶层里竟用了这么强烈的字眼，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盐政司有幸出了一个如此愚蠢的官员。""所奏糊涂已极。""所有不令先回一节，更属不成事体。"皇帝呵斥徵瑞的同时，金简和伊龄阿也挨了骂。"至昨奏到之折系徵瑞一人出名单奏，殊事可解。实属拘泥糊涂，可鄙、可笑。"
朝廷检查官员的内心想法
和珅再次进行斥责。他向有关的人解释为什么他们做错了事。这是一种特有的方法：在中国，朝廷检查官员的内心想法，权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承认的，它应该使下属产生犯罪感。对于某些官吏说来，有做错事的想法比"客观上"做了错事更要严重。和珅作为皇帝的发言人，对谁都不客气。他指责金简和伊龄阿"可鄙"、"可笑"、"可恨"。
朝廷与这3名官员之间的信件交换可以这么无限止地继续下去：每次，一方引用对方的话，一方将对方的话进行轻蔑的指责，另一方则表现得惶恐不安。直到大约9月2日，皇帝在3个犯错误者前一天寄出的奏折上朱笔批示后这场争执才暂告结束："亦不值向汝等烦言矣。"这也许既是针对这3名官员，也是针对内阁大学士的。
官僚主义产生如此荒谬的效果，这并不罕见。处于等级制度低层的官员的主动性被高层官员扼杀，高层官员反过来又像失去冷静的高雅人士那样激烈地指责低层官员无所事事。乾隆没有因为替他效劳的人的疏忽而上当，这第一号中国人似乎瞬间清醒了，走出自我陶醉的孤立状态；而整个中国民族一直被一个有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制度封闭在这种状态之中。
中国方面远比英国方面紧张。由于制度僵硬的关系，中国人患有宗派思想，打钮扣战。而对方，英国人由于身处如此陌生的环境，加强内部团结。"Right or wrong，mycountry．"他们把中国人当作应该对付的威胁。尽管他们失望、疲惫而且有点恼火，但在我们的史料中找不到他们间有任何真正不和的证据。
不可抗拒的恐惧
皇帝的怒气平息了，但不幸的徵瑞还没有吃完苦头：夷人真不会做人。
的确，英使在8月29日交给徵瑞一份曾说起过的有关礼节的照会：要坏事了。
因为这份照会而胆战心惊的不光是徵瑞一个人。马戛尔尼曾为把这份照会译成中文而到处找翻译，但却没找到：中国官吏、欧洲传教士、甚至他自己的满族翻译，没有一个人愿意卷进一件如此重大的国事中去。有的官员做事不慎，只因为同意为一个夷人向朝廷转呈违背礼仪的信件而被"打板子"、蹲班房，甚至砍脑袋。这类事难道还少吗？洪仁辉不是就经历过这种不幸的遭遇吗？最后，罗广祥神父同意翻译照会，但不誊写，甚至也不愿借他的秘书。风险实在太大了。
幸亏马戛尔尼还有小斯当东。他现在已能凑合着写汉字。据斯当东和安德逊说，这份照会的翻译与誊写过程真是出奇的复杂。由于罗广样神父不懂英文，所以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宫廷文字。最后誉写照会就只得靠一个伦敦的孩子来完成了。
既然全国上下都惧伯任何与传统习惯不严格相符的首创精神，那么中国的发展除了通过危机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途径吗？马戛尔尼写道："对传统习惯是否有效不经过认真研究而近乎迷信地盲目赞同，这就是中国的主要特征。"
"赞同"：马戛尔尼本可以说那是对神的恐惧。滑稽、残酷和重要的插曲，这概括了英国使团整个活动。
马戛尔尼在这份令人如此惧怕的照会里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呢？一名和他级别相等的中国官员在乔治三世画像前就像他在乾隆皇帝面前一样施礼。两人同时分别在东西方最高君主面前叩头。
徵瑞读了照会后脸色阴沉。把两国君主等同起来是荒谬的：世上只有一个皇帝，他就是天子。其他国家的君主都只是些小国王而已。王和乔兴高采烈地建议马上就施礼：这毕竟是让贡使叩头的一种办法。马戛尔尼劝他们不要着急，他很清楚，没有皇帝的赞同，他们在乔治三世肖像前的叩头没有任何意义。
马戛尔尼是否想到徵瑞直言不讳的看法是对的？他是否估计到：即使通过一名官员出面，皇帝也永远不会同意英王与他地位相等呢？不过，马戛尔尼虽然预料到困难重重，他仍继续按既定方针办。
皇帝反复强调说："我们应该使这些英国人敬服：向他们展示我国本制的效率及文明的优越性。"这是以后两个世纪里中国与西方关系中的另一个永恒不变的因素。即使是吃了败仗，天朝优越的思想也不会改变："我听说夷人在他们的信函和文章中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叫做皇帝，并和皇帝陛下相提并论"，1867年，即火烧圆明园7年以后，一名中国高级官员还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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