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吕颐浩与朱胜非并相。但颐浩在次年九月也被罢相，他主张对金朝与伪齐用兵，但宰相肚量稍狭，不能用李纲。绍兴四年九月，朱胜非罢相，由赵鼎替代他独居相位。赵鼎号称中兴名相，《宋史》对其秉政方略有一段评价：“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两敌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固鼎之为国，专以固本为先。”张浚从川蜀召回以后，一度被免职。赵鼎以为他还是个人才，仍让他起知枢密院事，视师江上。绍兴五年二月，高宗命赵鼎为左相，张浚为右相。
张浚在对金方针上是坚决的主战派，他在镇压杨幺起义以后，以为安内业已完成，可以转而攘外。绍兴六年初，张浚决策出兵，收复失地，由韩世忠出淮东进攻京东东路，岳飞出襄阳直取中原。二月，韩世忠进围淮阳军（今江苏邳县西南），金齐联军驰援，宋军被迫退回。七八月间，岳飞的军队直导伊洛，逼近西京洛阳，朝野大为振奋。张浚要求高宗移跸建康鼓舞士气，赵鼎力求稳健，主张进幸平江（今江苏苏州）。
十月，伪齐三十万大军分三路进攻淮西，赵鼎的措置略有乖张，他一方面主张回跸临安，一方面让高宗手诏张浚放弃淮西退保长江。张浚得知伪齐军队并无金军后援，力主不能轻易回跸，以免军心动摇，高宗也终于回心转意。其后，因杨沂中的藕塘之捷与岳家军的驰援，伪齐军被迫北撤。
在淮西之战的处置上，赵鼎大失其分，张浚大得人望，他乘机逼迫赵鼎罢相出朝。与此同时，张浚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误以为秦桧“柔佞易制”，绍兴七年正月，再次引荐他入朝为枢密使。
这时，张浚总中外之政，以恢复相号召，但他最先着手的却是“谋收内外兵柄”，揭开了宋代第二次削兵权的序幕。所谓第二次削兵权，是相对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而言的。在涉及这一问题前，有必要回顾建炎绍兴之际武将势力的崛起与宋朝家法之间的冲突。
南宋政权一诞生，为对付金军、流寇与农民起义，朝廷不得不默许南渡诸大将在镇压流寇集团与农民起义时将溃兵与农民整编入伍。这样，南宋初年的兵权经历了一个由分到专的过程，日渐集中到少数将帅的麾下。这些将帅把官军变为私兵，众军相称必曰某姓某家之兵，例如张家军（张俊）、刘家军（刘光世）、杨家军（杨沂中，后来高宗为其改名存中）、韩家军（韩世忠）、吴家军（吴莭、吴璘）等，凡此无不表明军队国家化的性质正在淡化，私家武装的性质却日趋强化。
随着军事势力的膨胀，武将的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诸大将如张、刘、杨、韩、吴、岳都官拜两镇节度使，张、刘、韩还加到三镇。在经济上，他们以充实军费为名，军队经商，侵夺国家财利。武将势力的坐大是建炎绍兴之际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与太祖以来抑制武将的祖宗家法是格格不入的。
大约从建炎末年以来，不同派别的文臣就以祖宗家法捍卫者的身份提出形形色色削兵权的方案，其中虽有主和派的韩肖胄，也有主守派的廖刚、李弥逊、张守和张戒，却还有主战派的王庶、陈规、陈公辅和胡寅，甚至还包括抗战派的代表人物李纲，当然还有这位张都督。
高宗不是中兴名主，却决非庸主，在时机未成熟前，他一方面以高官厚禄和土地财货笼络诸大将，一方面说些“势合则雄”的话头稳住诸将。但苗刘之变无疑令他刻骨铭心的记得武将跋扈的严重后果，如今，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已经翦除，宋金战局也大体稳定，因而他默许张浚之举。这也是高宗在二相之争中偏向张浚的原因之一，尽管他对张浚的主战绝无好感，但比起赵鼎来，张浚有长于军事的虚名，更有利于恢复“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
张浚削兵权的第一刀砍向刘光世，他在与伪齐的淮西之战中怯懦无能是有目共睹的。绍兴七年二月，高宗与张浚任命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使，并通过岳飞给刘光世的部将颁发了一道“听飞号令，如朕亲行”的御札，作出将让岳飞率领淮西军北伐的假象，既用以稳定刘光世统领的淮西军的军心，也为了避免其余诸大将的疑忌。
岳飞满心欢喜，以为真可以实现北伐的夙愿，就向张浚提出统兵十万恢复中原的计划，高宗、张浚却突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交给岳飞北伐，高宗的理由是淮甸之兵乃驻跸行在的保障，淮甸一旦失守，朝廷何以存身？
三月，刘光世罢去兵权，淮西军直属张浚为首的都督府，由都督府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前往节制，以刘光世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本来就有积隙，吕祉一介书生不足以服众。
岳飞以为这种安排必将激起变乱，张浚准备让张俊或者杨存中前去接管，岳飞认为也非最佳人选，张浚抢白：“我早就知道非你不可！”岳飞反驳道：“你征求意见，我直陈己意，岂是为了多得兵马！”
岳飞对高宗、张浚出尔反尔十分愤慨，自求解除兵权，上庐山为母守丧。张浚派都督府参谋军事张宗元权湖北京西宣抚判官，准备取岳飞而代之。高宗对岳飞撂挑子大为震怒，但深知夺其兵权的时机尚不成熟，便一再下诏，“许卿以恢复之事”，促其出山，六月，岳飞仍下山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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