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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_虞云国【完结】(177)

  李公麟重视写生,在博采前代名家之长的基础上,敢于创新,强调立意,善于通过浓淡、粗细、虚实、轻重、刚柔、曲直等不同的白描笔法,逼真表现人物各异的形神情态,极富质感、层次感与立体感,使以往的粉本(即草稿)白描足以与浓墨重彩的传统画法相媲美,成为具有高度概括力与表现力的独立艺术形式,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技法。

  李公麟的《免胄图》描写了唐代郭子仪在阵上单骑免胄劝令回纥军退兵的故事,塑造了大敌当前郭子仪不顾安危镇定雍容的大将风度,寄托了画家在当时外患频仍的背景下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宋代中期以后,宗教画在人物画中的比重逐渐减少,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繁荣,风俗画在人物画领域里大放异彩。风俗画往往以屋宇楼台城郭等建筑为背景,倘要崇尚真实,就有必要使画中建筑物的大小与实物各成相应的比例。好在宋代建筑学已十分发达精确,李诫的《营造法式》就是宋代专讲建筑技术的名著。于是,以界尺按比例勾画图中的建筑成为一种风尚,界画也因此而兴起。

  早期界画的代表人物是宋初郭忠恕,据说他的界画完全可以当作建筑施工图使用。他的《雪霁江行图》是界画精品,其中两艘大船更是精细绝伦。后人往往把界画评价为匠人之画,实际上,任何技法只要运用得当,都能产生不朽之作。前面细说过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张择端以界画技法绘成的风俗画的宏构巨制。

  两宋之际的苏汉臣最善于画婴儿嬉戏的画面与货郎图,他的婴儿图用笔简洁细劲,构图工整明丽,极具生活气息。生活在南宋中叶的李嵩也有多幅货郎图传世,这表明人物画已将百姓日常生活场景作为重要的题材,反映出人物画的新走向。李嵩的《货郎图》善于抓住货郎但刚到之时引起妇人幼童兴趣的一刹那,传神写照出浓重的生活情趣。

  南渡以后,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勃然兴起,其原因自然与宋金对峙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以画山水见长的李唐与刘松年,也都有历史人物画的佳作传世。李唐的《采薇图》歌颂伯夷、叔齐的气节,《晋文公复国图》表彰晋文公立志复国的精神,寓意十分明显。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画了岳飞、韩世忠、刘光世与张俊,揭出人民对“中兴”的企盼。他还画过《便桥见虏图》,描写唐太宗在便桥与进犯的突厥可汗订盟退兵的历史场面,曲折表达自己的殷忧与关切。文姬归汉、昭君出塞一再成为众多画家笔下的题材,其中凝聚着浓重强烈的恢复情结。

  文人画风对人物画领域的扩张,在南宋中期梁楷手里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的画风多样,但为其独创的简笔画是对水墨技法的新贡献。简笔画讲究写意,以大笔泼扫水墨,构成人物总体形象,气韵酣畅淋漓,再以细笔简略勾画五官神态。他的《李白行吟图》寥寥数笔就使李白飘逸洒脱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过目难忘。

  宋代也是书法艺术变革创新的时代。宋初创立翰林书艺局,也设待诏、祗候、艺学、书学、学生等职位。淳化三年(992年),太宗命将内府所藏历代法书墨迹编为《淳化阁帖》,后史称为历代法帖之祖。帖学的昌盛引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因辗转摹刻,渐失真迹风采,难窥用笔精微,所以有人叹息帖学盛而书法衰;另一方面,由于晋唐书法范本的普及,对行书的发展与尚意书风的形成,毕竟起了推动的作用。

  北宋前期书风基本上承袭唐代的余波,李建中堪为代表。他师法欧阳询,兼具魏晋书法的风采,书风遒劲醇厚,但苏轼说他“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

  蔡襄是唐宋书风嬗递的转捩点。他书学虞世南与颜真卿,兼法晋人,楷书端庄沉着,行书潇洒简逸,既保持着尚法的传统,也显露出尚意的端倪。蔡襄的书法虽被评为“本朝第一”,但他只是过渡性的人物。

  宋代尚意书风当之无愧的确立者是苏轼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奇才。他提出了“我书意造”的口号,在书论里对尚意书法有充分的论述。归纳起来,一是人品重于书品,二是书法体现学识,三是书法传达个人情趣,四是“无法”“无意”乃创新的关键。所谓无法就是“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所谓无意就是“无意于佳”,妙手天成。他擅长行、楷,号称苏体,书风丰腴姿媚与沉雄浑厚相结合,笔势内紧外疏,险劲多变。

  黄庭坚这位苏门弟子在文学与书法上都很为乃师争脸,但并不亦步亦趋。在书法上,他也自有独特的风格,与苏轼同为宋代书风的杰出代表。他擅长行、草,用笔以瘦劲奇险取胜,这点倒与他的诗风相似。行草几乎每字都有险笔的长画尽力送出,结构纵横奇崛。他的作品结字雄放瑰丽,笔势飘逸峻美。

  米芾把书法中的点画移到绘画上,创“米氏云山”,可惜他的绘画作品并未流传至今,而作为书法家,他的传世作品却相当丰富。他篆、隶、楷、行、草各体俱工,行书最为世所推重。他的书风跌宕多姿,隽逸疏放。米芾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向来被称为宋四家,连称“苏、黄、米、蔡”。

  但有一种说法以为:所谓的“蔡”应指蔡京,后因蔡京名声太坏,才拿蔡襄来充数。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理由之一是“苏、黄、米、蔡”中的前三人是按活动年代排下来的,蔡京比前三人要晚,排在最后才顺理成章,而蔡襄在英宗朝已经去世,米芾则活到徽宗期,蔡襄排在其后显然不合排序的规则。理由之二是蔡襄的书风与苏、黄、米相去较远,而蔡京的书风“字势豪健,痛快沉着”,显然与前三家的尚意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蔡京还有墨迹传世,这个问题值得从书风上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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