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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_虞云国【完结】(81)

  十月一日,神宗接到永乐城失陷的消息,悲愤涕泣,不思饮食,早朝时面对辅臣失声痛哭,群臣不敢仰视。永乐之役大大刺伤了神宗,史称“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他的强兵开边梦彻底破碎了。不仅精神萎顿不振,病情也日渐加剧,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到三年,便在深深失望中辞别了人世。

  神宗是一个颇欲有所作为的皇帝,熙宁新政、元丰改制、与西夏的较量,得失相参,却无不凸显其雄心勃勃的个性。无奈到他即位时,宋朝内政外患诸问题早已积重难返,决非短期内急功近利所能解决的,这就决定他成不了一代雄主。他在新法与开边两方面都显得操之过急,在对西夏的战争上尤其如此,宋朝在灵州之战与永乐之役中死伤民兵多达六十万,失误不可谓不大。

  细说宋朝37:元祐更化与洛蜀朔党争

  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宋神宗病危,宰相王珪率宰执入见,请求立储,由皇太后同听政。神宗已说不出话,只是点头首肯。王珪他们所说的皇太后即指神宗的母亲英宗高皇后。高太后出身将门,曾祖是宋初大将高琼,外曾祖就是曹彬。他对熙丰新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但严格恪守宋朝的家法,并不出面干预。

  三月一日,高氏垂帘听政,宣布立神宗第六子赵煦为皇太子。高太后知道大位更迭在即,一方面命侍卫禁止神宗的兄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随意出入皇帝的寝殿,一方面暗地让人按十岁孩子的模样缝制一件黄袍。尽管赵颢和赵頵也是高太后所生,但她在皇位传递上显然主张父死子继,而不像太祖之母杜太后那样希望自己的儿子一个个都当皇帝。

  在神宗弥留之际,另一个宰相蔡确与职方员外郎邢恕密谋,准备拥立赵颢或赵頵,由邢恕去找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兄弟,高公绘一口拒绝:“你这不是陷害我们高家吗!”蔡确、邢恕见谋立不成,反咬高太后要立赵颢。

  五日,神宗去世,赵煦即位,年仅十岁,此即宋哲宗。高太后在哲宗即位典礼上向群臣特别表明自己的态度:“子继父业,其分当然!”在其后九年里,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顺利地完成了皇位的交接。

  神宗去世,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高太后派使者问他当务之急,他上了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一是广纳谏言,一是废除新法。尤其对新法,他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变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

  不久,司马光以门下侍郎入朝,吕公著也以尚书左丞被召。这时,宰相是蔡确与韩缜,章惇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是变法派。司马光执政以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

  变法派放出抵制的舆论,援引孔子的话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光针锋相对的还击,他一方面把神宗与王安石、吕惠卿分开,说新法都是王、吕所为;另一方面他强调高太后是“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把新法与神宗撇清,显然是自欺欺人,但这种政治手段往往在清除旧权威的当口被袭用。所谓“以母改子”,深契高太后心意,但只是在字面上绕开了“以子改父”,从皇权继承角度却是讲不通的,因为继承皇位的是神宗之子,而不是高太后。这也为日后哲宗绍述提供了逆反的口实。

  司马光认为朝中尽是变法派的天下,便推荐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以为他们的品行学问可以担任台谏或经筵官;还推荐了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等,希望朝廷委以重任,尽其才干;并建议让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德高望重的旧臣各举人才。于是,一大批反变法派联骈入朝,力量对比顿时改观。

  神宗去世的当年七月,首先废除的是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与保马法也相继废罢。次年,改元元祐元年(1086年),废除新法工作雷厉风行的推开,史称“元祐更化”。

  闰二月,右司谏王觌向变法派大臣发起攻击,说:“八个宰执,奸邪居半,让一两个元老怎么施展抱负!”接着连续上奏指斥蔡确、章惇、韩缜。孙觉、刘挚、苏辙、王岩叟等其他台谏也猛攻蔡确,于是,蔡确罢相,章惇罢知枢密院,分别出知州郡。四月,韩缜也罢相出朝。司马光与吕公著先后拜相,宰执大臣转入反变法派的掌握之中。

  司马光和高太后全面而彻底的废除新法,变法派竭力反对,反变法派也有不同的意见。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与司马光又是姻亲,认为新法只要去掉那些太过份的,“徐徐经理,乃为得计”。

  三月,司马光要求各州县五日之内罢免役法,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不禁惊愕失声道:“连这都要废除吗?”许久,又说:“这法终不可罢!我和先帝讨论了两年才实行的,连细节都考虑到的。”

  司马光同一阵营内对免役法行废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认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苏轼说得更在理:“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利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但司马光固执己见,令苏轼私下里感慨大呼“司马牛,司马牛”。南宋吕中也以为:因其利而去其害,差役免役二法均是可行的。苏轼在这一问题上远比司马光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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