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战犯走上了讲台。
“1944年冬，在济南扎西营街的新华院，我指挥日本兵残酷虐待被日军从战场上俘虏来的战俘。经过强化训练，我们按照上峰的指令把身体强壮的中青年送往东北或日本充当劳工，年老体弱的就强迫劳动，直至折磨致死。记得有一个中年战俘，是刚从战场上用军用卡车押送来的。他进集中营时，左腿已受了伤，子弹自漆盖上方射进，斜着从小腿肚子穿过，走路时只能靠右腿单脚跳。在寒冷的冬天里我命令他把全身的衣服脱光，跳进冰冷刺骨的装碳酸水的大铁桶里消毒。我看到他那个毫无用途的身体，就叫卫生班的人从他身上抽血，以供日军战场医疗需要。因抽血过多，那人就被抽死了。在新华院约有100人因我的命令被抽血过多而死。我在新华院任职期间，一年中指挥杀死的战俘约一万余人，把三千多人送到日本做苦工。对从洛阳西工集中营转来的在洛阳战役被浮的五百多名战俘，在七个月的时间里，除一人被送往东北服苦役外，活下来只有两人，其中一人还被打瞎了一支眼睛。”那战犯也开始痛哭流涕起来：“一次，我下令将五个修公路脱逃被捉回的战俘挂在一排大树上。我们用粗铁丝从五人双手的手心穿过，再将铁丝两头拧在一起吊在树杈上。当着集中营所有战俘的面我命令部下疯狂地施暴，先用棒子打，打得那五人像钟摆一样在树杈上荡来荡去，可那些人连哼都不哼一声，还用仇恨的目光怒视着我们。我于是又下令让一条条狼狗去咬，不大一会儿，几个人的腿就鲜血淋淋，骨头都露了出来，疼得那几个人昏死了过去。后来，我又下令把五个人活埋在西山。”
第三名战犯走上了讲台。
“1939年2月4日中午11时，日本15架大型轰炸机突然从贵阳城东门外东山垭口侵入贵阳上空，对城区进行血腥轰炸。日机分三架一组，二组一队，共三队。一队走直线，由东而西，沿线轰炸市中心繁华地段中山东路，大十字，中山西路；另一队由东偏北，狐线形包抄轰炸城中、城北两段；再一队由东也走狐线形，包抄轰炸城南的打鱼街、观音寺、马棚街等处。日机投弹近200枚，其中不少是燃烧弹。轰炸给贵阳人民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民教馆广场当时正在召集数千人讲授防空知识，炸弹落于慌乱的人群中，炸死炸伤200余人；一枚炸弹落于南门大公馆张致安家房背后，泥土炸翻堵塞了张家的防空洞，使藏身在洞内的9人全部身亡；大十字警察岗亭被炸成一个深16米，宽12米的大坑，3名伪警察丧生；太平桥王家院内中一弹，40余人被炸死；观音寺背后的坡上，炸死炸伤几十人；岳英路一段城墙被炸塌，城墙边一户人家全部遭殃：整个贵阳尸横遍野，血肉横飞！‘2•4轰炸惨案’也给贵阳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由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是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许多店铺、银行、饭店、剧院毁于一旦，加之这一带的店铺多为木架结构，中弹后便迅速起火，一些年久失修的店铺和房屋，虽然没有中弹，但也被震动倒塌了不少。大火持续了几天，火焰才熄灭。在东起小十字、中山东路，西抵花牌坊，南起大兴寺，北至铁局巷口，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市中心变成了瓦砾场。‘2•4’轰炸，被炸死488人，重伤735人，轻伤不计其数，被毁房屋1326幢，财产损失在3380万元以上”
…………
听讲结束，参会的战犯怀着不同的心态走出了露天广场。
在监舍的转角处，藤野久芝郎突然发现一位将校级的军官与他的部下发生了争执。
将官说：“在中国杀人放火，全是尉级以下的士兵干的！帝国主义者是士兵，而不是将校，所以现在士兵们悔罪，将校们休息。”
士兵们个个气得咬牙切齿，直问道：“你这是什么‘帝国主义论’？”
将官十分傲慢地说：“我曾经经常教育你们这些士兵，要遵守军纪，从来没有犯过‘非人道’的罪行。还有，你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那将官假猩猩地叹了一口气：“唉——怪只怪我当年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呀！没有处分你们！如今，你们把责任全都推到我的身上，简直是岂有此理！”
部下感到气愤：“士兵们是受到你的命令侵略了中国，而同样是在你的命令下犯了罪行，难道不是事实吗？”
那将官在部下的斥责下只好低下了头。
4
夜幕慢慢地降临了。
监舍熄了灯，许多战犯都在床上辗转反侧。
藤野久芝郎仍处于兴奋状态，头昏得很，可就是睡不着。
一幕幕往事浮现在他的眼前——
1931年9月18日傍晚，关东军铁路守备队第二营第三连百余条枪，以演习为名，乘黑夜离开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急进，至沈阳城西北郊柳条湖，散开警戒，禁止通行。河本中尉乘机统六名爆破手，各携黄色炸药，按预定方案，埋伏在一处路轨接头处，点燃了引线，一段路基被爆炸的气浪平推到路基以外。那夜秋风习习，夜暗星稀。随着轰然一声巨响，早已枕戈待旦的沈阳城周各处日军，皆按照预定方案，在熊熊的火光和腾空而起的烈焰中，分南北两支计5个营约2000人枪分攻沈阳城、合击中国军队的核心阵地北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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