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下野的征韩派成员却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人以武力反对新政权，结果身败名裂。最初江藤参加了要求开设民选议院的“爱国公党”，但在1874年2月率领万余名佐贺县士族举兵叛乱，结果兵败后被处以死刑；下野后返回故乡鹿儿岛的西乡隆盛，自费建立“私学校”，招集士族子弟入学。“私学校”后来发展到百余所分校，学员多达三万余名，实际上具有军队的性质。在西乡的影响下，鹿儿岛县拒不执行包括俸禄处分及地税改革在内的中央政府政策。为防不测，政府在1877年1月命令将鹿儿岛弹药库中的弹药运出该地，但“私学校”的学员闻讯后抢先袭击了弹药库，并将之抢走。同年2月15日，西乡率兵从鹿儿岛向北出发，同时向政府发出“质问”，被称之为“西南战争”的内战由此爆发。政府先后共出动六万多军队前往九州地区作战，西乡军队最多时也达到四万余人，其规模甚至超过“戊辰战争”。长达八个月的西南战争以西乡兵败自杀而告结束，但其影响极为深远，即士族武装被由平民征集的军队打败，由此证明了征兵制的效果。从此，士族不再以武力反对政府，而是通过言论或其他方式。
与西乡隆盛同时辞去政府官职的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人在1874年初组成了“爱国公党”，提倡“天赋人权”，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在随后向政府提出的《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中，他们批判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权是“有司专制”，将使国家趋于瓦解，只有设立民选议院，给人民以选举权、租税共议权，才是拯救国家之道。尽管这个“爱国公党”仅存在两个月，但不久板垣退助与片冈健吉等人在其故乡高知县组成“立志社”，依然大力提倡“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同时，他们呼吁为伸张人民的权利，必须建立民选议会。在“立志社”的影响下，日本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团体。1875年2月，以“立志社”为中心，各地的政治团体在大阪举行集会，并建成“爱国社”。该团体积极主张“各伸张其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以“增进天皇陛下之尊荣福利，使我帝国和欧美各国对峙屹立”。
针对上述自由民权运动骤然兴起的局面，明治政府一方面进行部分政治改革，在天皇发布逐渐建立立宪政体诏书的同时，废除左右两院，设置元老院和大审院；另一方面，劝诱自由民权派的中心人物板垣退助再度入阁，以达到瓦解运动的目的。尽管板垣重新担任政府参议，爱国社也因此在1875年4月解散，但在社会各阶层的推动下，自由民权运动却持续发展。
二、运动高潮
概括地说，自由民权运动持续发展具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没落士族与农民对政府的不满，以及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传播。首先因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实行征兵制等措施，士族阶级受到沉重打击，绝大多数士族不仅沦为被统治阶级，而且生活困难。他们对政府心怀不满，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一部分士族甚至以武力对抗政府。即使那些已经转化为土地所有者、手工工场主的中小士族也同一般地主资产阶级一样，反对政府的官僚专制统治。如同板垣退助等人那样在派系斗争失败后下野的原士族出身政府官僚，更是以自由平等为旗帜，试图改革政府体制，以便获取更多的权力。
明治政府实施的土地制度和地税改革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强制推行义务教育以及征兵制又使农民背上新的沉重负担，因而农民不断以暴动的形式进行反抗。据统计，在1873年到1881年的九年里，共发生了305次农民暴动。其中在1873年最为集中，而且以同年在福冈县发生的农民暴动规模最大，有30多万人参加。暴动的农民冲击政府部门和邮电局，捣毁富豪的住宅以及高利贷者的钱庄，要求免除三年地税和停止建立学校，反对投机商人，反对征兵制。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明治政府不得不在1877年1月将地税下降到地价的2.5%，并规定村税不得超过地税的五分之一。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提出的三大口号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所谓“文明开化”，就是在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上向西方学习，因而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关西方思想及文化方面的著作。其内容广泛，既有英国的功利主义，也有法国的天赋人权等自由民主思想。在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宣传西方文明的社会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出身下级武士家庭，年轻时即开始学习西方文化，曾随幕府使节团多次访问欧美各国，痛感日本开国进取之必要。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并著书立说，力倡文明开化。其《劝学篇》中提出的“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平等观一时成为人人皆知的名言。除福泽谕吉外，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主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对自由民权运动起到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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