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分工，因而在出现劳动剩余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的分化以及阶级的形成。从弥生时期的遗址发掘来看，墓地多以男性为中心，而且随葬品也多少不等。另一方面，定居的农业社会在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时，为争夺更好的生活资源，村落之间经常进行战争，结果推动了部落联盟基础上的地域国家的形成。
大约在公元前后，在北九州和畿内等先进地区开始出现地域小国家群，这些小国为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及统治的权威性，有意识地与强大的大陆政权交往。据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汉书·东夷传》也记载道：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半个世纪后，“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在北九州地区的弥生中期遗址中曾发掘许多青铜镜、货币等汉朝物品，由此可见双方之间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无疑加强了当时处在较高发展水平的大陆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
第二节 早期国家的形成
一、 邪马台国
日本正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在八世纪初撰写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但其中搀杂了不少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因而在其之前的历史需要参考东亚其他国家的古籍，其中最有文献价值的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根据该史料的记载，公元二世纪末日本列岛上本以男性为国王的倭国发生动乱，小国之间相互攻击，一年后共同推举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为王。女王“事鬼道，能惑众”，独身，深入简出，由其弟辅助治理国政。卑弥呼死后又立一男王，结果再次引起动乱，公元248年，与卑弥呼有血缘关系的13岁少女壹与成为国王后局势才稳定下来。30多个小国组成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联合王国，其政治机构尚未成熟。最高统治者是女王，其下有大率、大倭、大夫等高级官员。大率是中央派到各小属国的检察官，大倭是全国管理集市的官吏，大夫是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员。地方官员等级有多有少，有些属国还保留国王。邪马台国有一支维护统治秩序和对外战争的军队，并有不成文的法律和刑罚，“有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由此可见，该国为带有母系氏族、政教合一等原始社会残余的早期国家。
邪马台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种禾稻、苎麻、蚕丝”等。农业生产水平日趋提高，酿酒业已相当普遍。“人性嗜酒”，说明已有足够的粮食，除供人们吃饭外，还可满足喝酒的嗜好。手工业已同农业分离，有生产兵器、工具者，还有纺织手工业者，也出现了专门制作供贵族们赏玩、装饰等工艺品的部门和工匠。根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的记载，新国王壹与曾向曹魏赠送白珠五十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白珠”即珍珠，是九州地区的传统产物，“青大句珠”是用玛瑙加工而成，异文杂锦是精美的纺织品。
随着水稻及其它农作物耕作的普及，人们定居下来，出现了较大的村落或集市，人口逐渐增加。邪马台国有七万多户，其属国投马国有五万多户，奴国有两万多户，其它数千户不等。邪马台国普遍使用铁器农具，因而进一步推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
农业的进步以及手工业产品的增多，相应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邪马台国及其下属各国都设有贸易集市，“国国有市，交易有无”。除特定区域的集市贸易之外，还有远距离的贸易活动，例如在对马国，“乘船南北市籴”，在一支国，“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
当时的邪马台国“尊卑各有差序”，基本居民分为“大人”和“下户”。“大人”与“下户”之间存在着等级森严的差别，两者路途相遇时，“下户”要躲到草丛中，为“大人”让路。和“大人”谈话时，“下户”或蹲或跪，两手据地，非常恭敬。“大人”可以娶四五个妻子，“下户”只能娶两三个。“下户”有向国家交纳“租赋”的义务，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也是作战时的主要军人。由此可见，“大人”为贵族，“下户”为平民。除“大人”和“下户”之外，还有“奴婢”和“生口”，两者的身份相当于奴隶，来源于战俘或罪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用做家内劳动或作为礼物赠送，甚至被当作殉葬品。例如卑弥呼女王使役奴婢千余人，其死后，“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邪马台国使节数次到魏国朝贡时，均有献男女“生口”的记录。
邪马台国与大陆政权交往频繁，仅在239——248年就四次派使者到魏国。根据史书记载，239年卑弥呼遣使魏国，被授予“亲魏倭王”印，赐给黄金、刀、铜镜、真珠、纺织品等；248年，新国王“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珠，异文杂锦二十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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