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逍遥津两战，张辽以令人信服的表演，无情地击碎了孙权以绝对优势兵力从东路北上开拓疆土的美梦。他的胜利，并非是侥幸。从兵种上看，地处江南的东吴，从来就没有过成建制的骑兵部队。原因其实大家都想得到，就是江南无法养马。而曹魏的骑兵，即使与羌胡那些马背上长大的民族相比也不逊色。而冷兵器时代的骑兵就好像如今的装甲部队，没有自然或人工的合适掩护，步兵仅仅算是精锐骑兵的一块点心。张辽正是将所有的优势都把握住并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己方善战而严阵以待，对手轻敌又漫不经心，以剽悍的骑兵在平原旷野冲击迟缓的步卒，完全弥补了数量上的劣势，其胜利也就是水到渠成了。这一战对孙权的心理打击巨大，从此一听到张辽的名字孙权就头疼，再不敢窥视合肥。曹丕称帝后，张辽因病离开前线修养，孙权又开始动合肥的脑筋。曹丕听说后，就命令张辽带病与曹休等出征。孙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告诉部下：“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
不拘一格降人才
诚然，碧眼儿的勃勃雄心终不会因为合肥的挫折而长久消沉。但当他不得已把目光从东边收回后，又会盯上什么地方呢？
十一月，汉中的张鲁带着家属投降，从此这股割据势力名亡实亡。为了安抚张鲁，更由于他本来就不是胡作非为倒行逆施的暴徒，曹操拜他为镇南将军万户侯，还把他的五个儿子以及阎圃等人都封了侯。当年跟着韩遂马超作乱的程银侯选跟着也都占了光，全都官复原职。张鲁逃亡的时候，黄权就建议刘备想办法把他拉拢过来，然后就可以趁势进取汉中了，但到底晚了一步。这下子，作为曹刘缓冲地带的张鲁消失，双方就开始了没完的劫争，几年后更是发展为大战。黄权没抓到张鲁，干脆进攻汉中，杀掉了几个投降曹操的汉巴头目。曹操不甘示弱，命令张合进攻巴郡(如今重庆地区)反击，试图将那里的人口迁回汉中，给刘备来个釜底抽薪。刘备当然不干，立即命令张飞应战。经过五十多天的激战，张飞大败张合，曹操的计划也就泡了汤。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二月，曹操从汉中回到了邺城。五月，在魏公的基础上又进爵魏王。想不到这次晋升节外生枝，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崔琰为曹操选拔贤能，曾推荐过一位名叫杨训的官员。曹操进爵魏王，大家免不了要称颂一番，这位杨大人也跟着写了表章为曹操歌功颂德。大概他写得肉麻了点，有人对此颇有微词，甚至说崔琰怎么会举荐这种马屁精。崔琰一听，把杨训的表章拿来看了看。嗯，是有点过分，就讥讽了这位杨大人几句，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哪知道，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当时就有和崔琰不和的人跑到曹操那里，硬说崔琰是在讥讽曹操进爵魏王这件事。曹操火了，立刻将崔琰下了狱。那些诋毁崔琰的人落井下石，趁着曹操还在气头上又添油加醋地胡说一通，曹操于是将崔琰赐死。崔琰的同僚毛玠见到，闷闷不乐，也因此被小人进了谗言，被曹操罢了官(搞人事的人到底容易得罪人啊)。荀彧之死是否出于曹操的压迫还有争议，这次可是清清楚楚，曹操第一次将功臣罢官下狱致死。曹操这时已经六十二岁了，看来六十岁退休是很有道理的(哈哈)。
来而不往非礼也。曹操西征张鲁时，孙权既然趁机攻击合肥，建安二十二年(公元２１７年)正月，曹操亲自到了巢湖附近来“回访”孙权。孙权不敢硬撑，退守濡须口。然而三月，面对着比自己年轻二十六岁的对手，六十二岁的曹操或许感到了岁月的无情，撤兵回师，留下夏侯惇带着曹仁张辽等人继续对抗。孙权本来就不打算和曹操硬耗，派了使者去讲和，曹操也因为自己军中流行疾病而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孙权看到手下的将领虽然也是人才济济，但却各有各的缺点，打算趁此机会提拔几位新人，于是命令周泰镇守濡须口，自己准备班师。周泰出身贫寒，朱然徐盛等人虽然成了他的手下却看不起这位“乡巴佬”，不服。孙权心里很清楚，就演了一出好戏。临走前，他先大宴群臣，喝得高兴时却突然让周泰脱掉上衣。怎么，孙大人要周将军要跳脱衣舞助兴？大家还没来得及奇怪，就不约而同地倒吸一口凉气：周泰的背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伤疤！喧哗的场面立即就肃静了下来，只有孙权还在亲切地询问周泰的伤势。他每指到一处，周泰就吐出一段激烈的战事。大家听到，从惊讶到敬佩，最后毛骨悚然：这个乡巴佬，原来如此了不起！孙权也动了真情，泪流满面地说：“幼平(周泰字幼平)，你为了江东，每战都奋勇如熊虎视死如回家；你为了江东，如今身上布满伤疤，远看犹如图画。我又怎能不待你如骨肉之亲，委你以兵马之重！”从此，徐盛等人对这位周将军刮目相看，再也不敢有一丝不敬。
曹操回到北方，也在为选拔人才绞尽脑汁。他于当年八月再次下了一道求贤令：“昔伊挚、傅说出於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一生，曾经于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和二十二年三下求贤令，其中以这一次最为著名。在这三道命令中，他反复强调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明确反对两汉以来奉行的“德行”和出身门第的传统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以至于当代有学者指出它“标志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大改革”(注1)。同时，曹操虽然举出了吴起贪将这样的例子，但细细看曹操手下的要员，无论是文臣的荀彧荀攸，武将的张辽张合，还是亲族的夏侯兄弟，却从来没有谁有严重的品德问题，比如后世所不齿却又最为泛滥的贪赃枉法公报私仇等等，倒是刘备手下出了法正那样“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的家伙。这是因为曹操选官的真正准则并不是简单的“唯才是举”，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他这几道求贤令反对的核心，其实是按出身门第选拔人才的传统思想。曹操不但不曾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曹操手下的文臣如荀彧荀攸叔侄，陈纪陈群父子，司马朗司马懿兄弟，都是东汉末年的大士族。曹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袁绍原来辖区内的崔琰等名士；破荆州，也尽力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如蒯越韩嵩王粲刘巴。加上曹操一生节俭厌恶奢华，勤奋好学手不释卷，确实对手下人起了表率作用。而曹操对武将的任用，则不拘一格。三国志称其"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对人才有效的罗致并能使其各显神通，是曹操能由小变大，进而称雄于建安时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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