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虽然大权在握，但一直尊重汉献帝权威，甚至自己的生死也交在献帝手里。曹操晋见献帝，都按照当时三公见皇帝的惯例，左右有虎赉手持利刃相随。建安十九年，曹操诛杀伏完的同一年，献帝曾对曹操说：“您如果认为我值得辅佐就请辅佐，不能的话也随你。”那时献帝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将曹操杀死，曹操听到这样的言语后大吃一惊，汗如雨下(此后曹操真的不敢上朝了)。当然，曹操回去后一句话也可以反过来杀掉献帝，但是献帝没有下令杀曹操，曹操也没有因此对献帝有什么不恭。由此可见，献帝对曹操还是比较信任的，至少认为1，他，或者说这个天下还需要曹操；2曹操不会加害他。不明白为什么类似的话，刘备对诸葛说出来，就是赤胆忠心，而献帝对曹操说出来，就是欺君罔上。曹操说过的“设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其实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客观地说，应该称曹操是东汉王朝的终结者和继承者，他让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安祥地渡过了最后的岁月并顺利地继承了其“遗产”。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个人认为，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的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社会主义？)，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温相又打算如何应对？嘻嘻)。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注2)。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呜呼，我为公瑾一大哭！)。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合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东吴则完全是败笔：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浪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开源的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宰相刘罗锅中旧官服一集的创意，是否来源于此？)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注3)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刘备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而对孤军奋战的关羽却……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关于曹操的人才政策，因为前面已经有所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地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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