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三叛，整体发生的背景是司马氏执掌朝政后引发了政坛的震荡，这当然说明其统治有不稳固的一面。然而透视其经过，这三叛同时反映了司马氏统治稳固的一面：淮南三叛的共同特点，是高层人士的反叛得不到下层官兵的支持，因此在司马氏的大兵压境下全都土崩瓦解，没有任何真正的抵抗。司马昭在这场战役中，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气魄。他对王基钟会的任用，对全怿文鸯等人的妥善处理，都大大加快了对手的覆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话将他定型为反面角色，但究其文治武功，不愧是将门虎子。在司马昭激战淮南的同时，蜀汉的姜维再次出兵关陇趁火打劫，却在司马望及邓艾的坚守下一筹莫展。这表明了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魏国的国力已经占据了对吴蜀之压倒性优势。司马氏代魏灭蜀平吴之势，已经不可逆转。六年后，终有邓艾钟会灭蜀之役。
注1叛军内部坚守城池等待援兵反对突围意见之固执，以及诸葛诞对军粮管制的放松是有一定原因的。淮河每年在雨季时常常爆发洪水，连寿春城都经常被淹。诸葛诞文钦等人就是在等这个机会或突围或击败司马昭，或许东吴也在等着老天开眼后再派援兵？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干旱，恰巧在叛军覆灭后下起了大雨，把司马昭的深沟高垒冲了个稀里哗啦。不过，成事虽然在天，谋事还是在人。诸葛诞得不到下层官兵的支持，即使老天帮忙顶多也就是个逃亡东吴，翻盘是不可能的。
注2这封信不是别人写的，正是钟会。钟会的父亲钟繇，字元常，是中国书法史上与王羲之相提并论的划时代人物。介绍钟繇的成就之前，先将书法的历史做一个简介。书法在现代或许不过是一种修身养性的艺术，在历史上却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涉及到汉字形体的演变。春秋战国时各国汉字不同，秦统一六国后在丞相李斯(亦精于书法，有石刻传世)的亲自主持下统一文字，这时的文字后世称为小篆。汉朝几百年间，小篆逐渐向隶书转变。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楷)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钟繇此时脱颖而出，他师从蔡邕等人，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其是在历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不可磨灭之功勋。遗憾的是，钟繇的真迹早已失传，只有摹本传世。钟会家学渊源，也擅于各种字体。这里骗全怿后来坑邓艾的书信全都是钟会亲笔。
彼之得志我之忧也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十二月，姜维趁司马昭倾全国之力平叛淮南时再次北伐，魏将司马望和邓艾进据长城（县名，今陕西周至西南，并非万里长城)相抗衡。魏军虽然人少，但军粮充足，面对蜀军的百般挑战就是不理。几个月后，姜维听说诸葛诞兵败被杀后撤退，并再次担任大将军。这一战本身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唯一的热点是在此期间谯周写下了一篇《仇国论》，对姜维不顾"蜀人愁苦"而一意孤行动武进行讽刺。《仇国论》的出台标志着蜀汉内部对北伐的否定达到了顶峰。在文章中谯周认为，如今的情势有如六国并立，并不是秦末鼎沸的乱世。蜀汉的正确路线，应当是向周文王那样休养生息，而不可能如汉高祖那样一统天下。相反，如果"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这个意见，其实并非谯周个人的独断，而是蜀汉国内对北伐一事持否定态度人士的大爆发。蜀汉国内反对北伐之势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因为历年的北伐都证明，力攻强曹很难有什么战果，而自己的消耗不能忽视，战争毕竟是日费千金的事情。另一方面，同时是在外围压力越来越大的窘境下内部矛盾激化的反映。淮南的第三叛已经证明，北方在内部爆发大规模叛乱时仍有能力"看一个(蜀)，挟一个(吴)，吃一个(叛)"，而蜀汉的国力，到此已经是"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了。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十二月，姜维申报蜀汉后主刘禅后，将汉中的防务彻底修改。原来的部署是遭遇进攻时占据各个险要关口，据敌于国门之外。这一方针从魏延到王平都加以贯彻，因此取得了兴势一役的大捷。姜维认为这样的防守虽然稳妥，但没有太大的好处。他新的部署是如果遭到魏军进攻，放弃险要退守汉乐两城，并坚守阳平关。趁敌人攻坚不克退兵时加以追击歼灭。然而，姜维的这个理由，说的难听点，挂羊头卖狗肉。他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蜀军战斗力的下降已经无法支撑全面防御的任务。姜维如今的行为，有如赌徒，开始下小钱，越输越下大注，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资本雄厚的庄家彻底清盘。在五年后的魏灭蜀之役中，我们将看到这一部署的恶果。
诸葛亮在世时，法令严峻。有人劝诸葛亮以大赦来取得民意，诸葛亮反对，认为治国不能以来这样的小恩小惠。当年刘璋屡次大赦，对他的统治有什么帮助吗？然而诸葛亮去世后，蜀国风向一变，大赦频繁，三四年一次。对此，大司农孟光曾当众责备大将军费袆，认为这白白便宜罪犯：“夫赦者，徒与罪犯有利，非明世宜有。衰弊穷极，必不得已，可权而行之。今国家未有旦夕之危，何以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但从费袆遇刺后蜀汉仍然坚持这一政策看，这不是费袆个人的心慈手软。个人的看法，与东汉对比，三国时人口剧减，为了尽快恢复人口来取得兵员劳力三国都费尽心机，并不得不采取些非常手段。魏国陈群钟繇等人曾有恢复肉刑的动议，听起来残忍其实仁慈：其出发点是以此处罚一些本来应该判死刑的人，这样每年可以从断头台上"节省"三千人。这个动议虽然由于肉刑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不了了之，但魏国对此的努力可见一斑。东吴对此也有非常行动，卫温等人出海就是为了抓壮丁。蜀汉的大赦，应属于同样的性质。蜀汉人口变化的过程不详，这里仅按照现有的史料进行个推测。《晋书?地理志》记载：刘备称帝，约有户口二十万，人口九十万，这与夷陵之战时蜀汉七万大军的估计基本吻合。根据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刘禅的诏书(实际为诸葛亮所作，刘禅拿着念而已)，蜀汉有军队二十万。按照军民十比一的极限比例，蜀汉此时至少有二百万人口。当然，这个二十万就象赤壁时曹操的八十万一样仅仅是声称，不会真实。但以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亲率十万大军，而国内必然会有少量留守部队来估计，当时蜀汉的人口应在一百一二十万左右，人口得以恢复是事实(注1)。然而，蜀汉亡国时人口状况白纸黑字，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可见从此后蜀汉人口在下降。诸葛亮去世后蜀汉频繁的大赦，多半是其恢复人口的一种非常手段，因此费袆对于孟光的指责只能"知错不改"。另一方面，人口的下降反映的是蜀汉内政的恶化。姜维北伐，从来没有过诸葛亮的十万大军，每次都是"数万"，从侧面也可以看出蜀汉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恶化。在这样的困境中，姜维于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再度北伐。三国演义中称其“欣然”上表，不知道“民有菜色”时他怎么能“欣然”的了？被邓艾击败于侯和后，姜维退往沓中。这一败后怨声载道朝野鼎沸，黄皓诸葛瞻（诸葛亮子）等人有了解除其兵权并以右大将军阎宇代替其为全军首领的动议(注2)。从此姜维不敢回成都，当年十月起以屯田为借口驻扎在了沓中。蜀汉的北伐，至此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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