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钧道：“此次事件，皇上雷霆震怒，特意委派我前来全权查办。当然，对岑大人、泽公爷的遭遇，皇帝、几位王爷、徐大人都极为关切，恨不得亲往慰问……”
“倒是劳烦皇上、王爷和几位大人费心了。”岑春煊自我解嘲般地说道，“前次在武昌，这次在天津，都被吓得不轻，或许俺老岑这一两年杀人杀多了，该有报应不是……”
岑春煊原本只是一句戏言，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赵秉钧敏锐的神经紧紧抓住了其中的要点，眉头一皱后便有了想法：“三位大人，这当中种种我觉得还真不能一概而论。革命党猖獗不假，但前次汪兆铭束手之后，京畿重地的革命党已经被狠狠清理了一番，早已元气大伤，现在做出这么大的动静，颇有出人意表之处。”
载泽灵机一动：“你是说？”
赵秉钧点点头：“确实不能排除嫌疑，买凶杀人自古以来都有，天下之大，什么都有可能，退一万步来说，确实都是革命党所为，他们哪里来那么确切的消息知道钦差要员的路线与日程？”
这倒是个问题，众人连连点头，陷入了沉思……
正文 第三卷 第四十一章 革命前途
正文 第三卷 第四十二章 五体投地
其实，对内政部与汪精卫达成的“谅解”协议，赵秉钧是有看法的。在他看来，在已经掌握充分证据的前提下根本无需用汪精卫的牌头就能达到目的，只要内政部严加搜索，天津的革命党即便不能一网打尽，也能来个连锅端。但圣意难违，皇帝既然吩咐要放手汪精卫去做，他自然也只能捏着鼻子和汪精卫签订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君子”协定。
那么，是林广宇心慈手软么？
非也！如果说林广宇穿越初期本来还有那么一些对革命党的同情和赞赏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欣赏就愈发淡薄。在经历不可思议的重生和总结几十年暴力革命的历史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所谓辛亥革命为自由民主打开进步阀门的论调，其实是从其间接意义上来讲的，辛亥后20来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不是进步阀门的打开，而是遍地狼烟、军阀混战阀门的打开，是国家元气大伤、民族虚弱无力阀门的打开。
蒙古的叛离，二十一条的签署乃至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无不是这个阀门打开后的滚滚浊流。因为这样重大的历史变故发生，哪怕在极其虚弱、极其无能的晚清时期也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在中国的历史道路上，这段时间没有谁比谁更正确的区别，而是谁比谁更少犯罪的区别。而清政府显然不是犯罪最多的那一个。
所以，他对革命整体趋势地同情。对个别革命领袖人物的同情不能换取他对革命道路的鄙夷。镇压武昌举事，既是他穿越后作为皇帝的本能，更是他作为未来人掌握历史发展趋势后的自觉。在那个令人心焦的夜晚，林广宇做出了既轻而易举又难于上青天的抉择。
在伟大地转折关头，林广宇既是编剧者又是剧中人，是非功过已不能简单地用言语来形容，也不能片面的用所谓地历史经验来套——在已经改变了走向的历史进程面前。所谓的历史经验还有其原则性和不可动摇的指导性么？
林广宇懂得的只有四个字——“顺势而为”，他不敢奢望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来扭转整个历史进程的方向感。但他希望依靠自己地识见能对历史车轮的走向施加足够的影响，使之能够通过细微的变动最终走上正确的康庄大道。
用心何其良苦！而与汪精卫的“君子协定”显然就是用心良苦中的关键一环。
汪精卫的努力没有白费，通过他特有地渠道与网络，内政部很快控制住了此次暗杀事件的幕后人，时间仅仅不过五天。
“叛徒！”被擒获的组织者愤愤地骂出一句，他显然认出了眼前的人是谁，而汪精卫亦认出了来人。不就是同盟会派驻在京畿地区的特派员么！这种习惯于指手划脚，到了某地就在当地掀起事端的地“钦差大员”已是革命队伍中的常态了。他人若是稍有不同意见，“叛徒”、“懦夫”、“汉奸”的大帽子就劈头盖了下来，仿佛只有同意他们的冒险计划才算得上是真革命一般。
“我从来没有在精神上叛离革命，反倒是你们……”汪精卫用手指指点点，“将原本崇高的革命事业变成了个人争权夺利的手段，你们口口声声吸引着爱国青年为着光明前途抛头颅洒热血，实质却为了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汉奸休得血口喷人！”
“你看看。这是什么？”赵秉钧手下从密室中搜出了一堆银票，盐商前次给的10万两定金已经化整为零，分解无数十张千两、百两的银票以方便使用。
“你不要告诉我这是你们筹集地革命经费？”汪精卫大怒，“同盟会财政情况如何我难道不清楚？总部财政吃紧，不要说拿不出如此大地款项来支持行动，便是维持一般性的日常运转都有困难。要不然。章疯子当年就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不会因为区区几千日元就与孙先生翻脸。”
按照惯例，钱庄是要负责为银票地来龙去脉保密的，而且只要时间稍长，即便有心留意也会淹没在一大堆无效的信息中。但这次不同，因为那张10万两的庄票前不久刚刚被分拆成一堆银票，出票的钱庄掌柜依旧记忆犹新，内政部一查来路，当即就明白了事端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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