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旦议案进入了表决阶段，那就完全只能看投票结果了，资政院通过还要弼德院表决。这个时候再想修改也来不及了，只能留待下一届会议再次表决。
第三十二条、帝国国会于每年三月初一召开，以三个月为会期，若有必要，可以皇帝敕令延长之。
第三十三条、在国会会期外遇有突发需要，应以皇帝敕令召集临时会议，会期由敕令明确规定。
第三十四条、国会开会、闭会、延长会期及休会均须两院同时实行。
第三十五条、国会休会期间可由各代表团推举部分议员留守组成留守会议处理日常性事务，两院议长、副议长、秘书长、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留守会议当然成员。
第三十六条、当国会驳回有关议案或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为皇帝所不接受时。皇帝可以敕令形式解散国会。
第三十七条、国会被命解散时，应立即停会，然后依敕令重新选举新议员，并须于解散之日起六个月内召集。
第三十八条、当新国会仍然维持前议或再次对原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时，皇帝不得解散国会。
第一届国会虽然在十月初一召开，但实际上这次开会因为是皇帝承诺维新二年召开国会而提前举行地非常会。事实上。国家财政年度在此时并未结束，对政府一年来的工作也无从表决，对下一年度地财政预算案的筹划亦基础不足，而在三月初一召开会议就要方便的多。
由于国会会期通常只有3个月，除议决大量议案外，一年到头的日常性工作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留守人员进行议院看守，以使得国会能在休会状态下正常运作。林广宇原本属意由党团代表留守，但鉴于议会党团政治的不发达，这次宪法草案中没有列入。而以各代表团作为留守人选的决定者。
作为五权制衡地最后决断者。皇帝本人对五权之中彼此争议有着最高及最终裁量权，当立法权与其他各权发生冲突且不可调和时。皇帝就可以发挥这种效用，体现最高价值。
第三十九条、国会可各自上奏皇帝。
第四十条、国会可各自接受臣民请愿。
第四十一条、国会议员于院内讨论时所发表之意见及其表决于院外不负责任。但议员本人通过演说、文章、或其他方法公布其言论且触犯法律时，应受追究。
第四十二条、国会议员除现行犯罪或犯有关于内乱外患之罪者可受逮捕外，其余因触犯法律需逮捕者均需所在议院议决同意后方可执行，在国会休会期间逮捕议员的，须经留守会议议决同意。
这几条却是明文规定了国会议员的刑事豁免权，中国一贯号称“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对议员而言，由于其代表者数量众多的民众，对其加以逮捕自然要慎之又慎。刑事豁免权的赋予，其实就是司法与立法权力之间的制衡，免得司法滥用权力，通过人身囚禁来实现对立法权的干扰。
当然。现行犯和颠覆罪因为情节严重、后果恶劣可以超过这一限制，否则这种保护又反过来变成立法权对司法权地压制。
宪法条文虽然无一处提到各权制衡地问题，但字里行间，处处都是制衡的命题。
国家机构的第二块则是帝国政府。
第四十三条、帝国政府分帝国中央政府和帝国地方各级政府，由专门行政法规定之。
第四十四条、帝国责任内阁为帝国中央政府最高机构，服从皇帝旨意，对帝国中央政府负完全责任。
第四十五条、责任内阁成员统称国务大臣。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
第四十六条、内阁总理、协理大臣由皇帝提名，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由皇帝提交帝国国会议决后任命。
虽然宪法草案没有明确说明帝国将来的政治体制以何者为先导，但无论是中国政治实践传统还是从四十一条开始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行政主导的意味，特别是内阁直接在皇帝地领导下开展工作，这种氛围就更浓了。行政主导地位的确立一方面符合国人传统地价值观与政治观，另一方面也符合加快国家机器运作，提高决策效率的要求。
第四十七条、皇族不得为内阁总理大臣并各行省行政长官。
第四十八条、和平时期，军人不得为内阁总理大臣。
第四十九条、皇帝颁布法律、发布敕令及旨意时须有总理大臣副署。否则无效。
第五十条、若总理大臣不愿履行副署责任，则内阁应该总辞职。
第五十一条、内阁总理大臣以帝国政府名义颁布章程、命令时须有涉及之部大臣副署，否则无效。
第五十二条、若国务大臣不愿履行副署责任，则其应立即辞职，由总理大臣奏明皇帝后提请增补。
皇族不得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各省最高长官的限制虽然在皇族内部激起了很大不满，但作为穿越者，林广宇深知皇族内阁的破坏性，与其后面花大力气讨好卖乖。还不如直接在宪法中明确表态。
当然，也不排除皇族中也有能人，但皇族本来就受到了许多照顾，在个别环节、个别领域做出让步并不丢人，反而显示了皇帝的博大胸襟。
至于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的副署权力，则充分体现了责任二字——既然要求负完全责任。就得赋予足够的权力以彰显对等，否则责任两字就是空谈。当然，如果该大臣以拒绝副署表示了自己不愿承担责任地态度，则必须去职以显示，这同样也是对等地需求，否则就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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