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军大学，学员之间自然常常讨论海军军备和可能发生日美战争等问题。有一次辩论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日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照例抓住机会来发表白认为得意的、有点离经叛道味道的看法。
我说：“如果承认战争不可避免，那么，依我看，我们海军现在的备战方针是完全不妥当的。只要我们抱着这种方针不放，我们就决不能取胜。问题在于我们力求搞好战备，并要求一战而胜，但敌人什么时候把战争强加给我们，却是无法预见的。但我认为，如果要我们经常保持足以保证无论战争在何时发生都能打胜所必需的军备水平。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要打，我们就应该预先决定什么时候动手。同时，我们还应当根据这样的决定制订一个有步骤的长期备战计划。但我们应该坚决为贯彻这个计划不惜牺牲其它一切，尤其是在我们所规定的时间以前避免卷入战争。然后等时间到来，并在我们达到了足以保证胜利的战备水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意识地去挑动战争。”
不消说，我的论点惹起了激烈的反对。他们说我在鼓吹歪曲备战原则的邪说。
反对我的人说：“军备是为了保障和平，不是为了准备打仗。军备的真正目的是免于打仗。”
这当然是关于军备理论的公认的说法。但是，我的同事们的推理有矛盾，我立即指出：
“你们怎么能坚持这种论点的时候，又承认同美国打仗是不可避免的前提?你们的前提本身就是荒谬的。日本和美国并不是注定的死对头。
“事实上，我并不反对公认的备战思想。我只是对我们目前的海军备战的作法，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我认为为了对抗另一个国家的军备而建设我们的军备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把我国的军备扩充到能够跟我们的假想敌美国海军旗鼓相当地作战的程度，我们仍然得不到真正的安全；因为，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任何一场战争，都很可能发展成世界性冲突。我们可以继续造‘大和号’和“武藏号’那样的超级战列舰，但它们绝不能使我们具有单独在任何国际冲突中取得胜利的能力。因此，我认为日本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也采取比较灵活和妥协的态度。
“第二，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海军军备政策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战争方式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我们必须放弃那种以为只要我们比我们的对手造更多的军舰就行了的想法。今后，飞机将是决定性因素。以水面兵力为基础的常规武器现在大部分都成了装饰品。况且，空中战争将是总体战，需要彻底动员全部同力和各方面的工作。但是，我担心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还不够先进，不能使我们通过建立自己的航空兵力来确保安全。我们必须有一个更有远见的国内发展政策。”
我的同僚们带着难以忍受的表情听我说这些话，他们好象是说：“又是他那一套，胡吹他的航空兵万能论!”讨论就此结束。
但是，不论海军备战计划有多大缺点，自从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陆军方面成功地利用了海军军备作为它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跳板和掩护。到1937年，这种行动达到了高峰，结果竟发生了华北事变，不久就发展成为全面的中日战争。战场逐渐向南推进，最后终于在1940年9月，日军强行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同月，日本与德，意订立三国军事同盟。从此，日美关系便迅速向决裂方面恶化了。
到1941年秋天，海军首脑面临着必须在战与和之间进行抉择的困难局面。我确实相信，他们当中多数人是倾向和平的。
在老一辈海军将领中，和平的思想特别强烈。他们告诫人们，不要盲目相信日本是无敌的，并且指出，1895年战争(指甲午海战，——译者)和1904年战争(指日俄战争。——译者)，不是象历史学家所吹嘘的取得了什么“压倒的胜利”，实际上是通过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的努力，好不容易才打赢的。在日本投降后的东京战犯审判中，可以看到，1941年退役的冈田启介和米内光政两位预备役海军大将以及丰田副武现役海军大将，都是代表反战观点的发言人。
就连当时在日本海军中很孚众望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也反对日本投入战争。他根据对日本海军实力和日本国力的估计，曾明确地提出警告说：不能指望联合舰队能胜利地作战到一年以上。
海军首脑方面的畴躇，被以俄国而不是以英美为主要对象的陆军以及盲目相信日本必胜的某些国民，视为怯懦和优柔寡断。在海军内部，也有主战派。他们认为日本必须从事战争，否则，必然慢慢地被美英荷三国越来越加紧的经济报复手段施加的限制所扼杀。
被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弄得眼花缭乱的日本自从同轴心国结成军事同盟以来，美英荷三国便加紧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1941年7月，日军开入印度支那南部之后，美英荷三国便给了日本迄今最狠的反击——联合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
切断石油供应，打中了日本海军的要害。它贮备的六百四十五万吨石油，一天比一天减少，即使严格节约，最多也只够用三、四年。没有石油，日本的作战部队就寸步难行，那末，日本就只好唯英美阵营之命是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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