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右路军二六四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打响第一枪。在此同时，许世友率领红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歼敌一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许世友在求吉寺前沿指挥。那间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在庙后山上筑了坚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部队前仆后继，伤亡不小。
“停止攻击，围住残敌，待机歼灭！”许世友挥手命令道。
后来，四军在三十军的紧密配合下，一举全歼守敌。战斗中四军十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向敌猛烈扫射，掩护部队攻击，一颗子弹射来，他不幸中弹牺牲。战后，部队将他与其他烈士的遗体，一起掩埋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下。
三军易得，良将难求。对于王友钧的牺牲，作为一军之长的许世友心情十分悲恸。
王友钧是湖北广济县人，原红十五军的战士。在红四方面军历任班长、特务队长、营长、团长，屡建战功，是全军著名的“夜摸将军”。他所带领的二七一团，善长夜摸、夜袭，神出鬼没，经常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带着三十名手枪队员，夜间从西线偷渡小通江，攀越几丈高的悬崖，摸入敌后方牛角嵌团部阵地，砍死敌团长，摧毁敌团部，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俘虏，安全返回，受到了方面军总部的通报表扬。他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令人十分难过。许世友在第二次北上路过那里时，曾去王友钧和其他烈士的坟前，献上一束野花，以示哀悼和缅怀之忱。
包座战斗，四军立了大功。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五十余挺，电台一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我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赋予的打开北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个师的重大战果。
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八月底。然而左路军那边却不见动静，毛泽东急得团团转。他先找到徐向前、陈昌浩，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迎上来。徐向前献计道：“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一拳砸到大腿上：“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了！”接着，即以毛泽东、徐向前和陈昌浩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许世友又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是，张国焘带领部队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了卦。
9月3日，他来电说：“（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路全部赶回阿坝”。可见，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食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右路军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右路军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再说张国焘那边，他接到毛、徐、陈三人签名、催他北上的电报，在左路军，他又耍起了在四方面军搞过的一手遮天的家长作风，背着朱德、刘伯承，向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发了电，命令二人率右路军迅速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这份电报是陈昌浩先看到的，他感到为难，尔后拿来与徐向前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徐向前感到棘手，考虑了一番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好吧，我去一趟。”陈昌浩立时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
晚上，陈昌浩来电报通知徐向前去周恩来驻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徐向前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周恩来在床上摆摆手道：“就等你来了。”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接着，周副主席念了全文。张闻天、博古、王稼祥表示没有什么意见。陈昌浩道：“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也同意中央的意见。
接着，中央即以7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电文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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