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早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三方面军会师前，他便派在党内极有威信的任弼时同志亲临甘孜，即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军的军、师干部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了解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思想状况，以便找出圆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
那是一个雨夜，四方面军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到达包座的当晚，任粥时同志连夜找到了徐向前同志，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徐总指挥的意见。二人开诚布公，促膝相谈，直到翌日雄鸡高唱。
任弼时同志说：”我已向中央建议，适当时候，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
”君之见与我略同。请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是好主意。“徐向前接着又道，”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听不进。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他思想包袱很重，免得引起新的争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你讲得很重要，有些情况我也是不大了解。“任弼时同志道，”原则问题要分清，但枝节问题不必纠缠，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根据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的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本着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须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好效果的小问题。“弼时同志做的这些工作，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有重要作用。
另外，徐向前又谈了张国焘的思想包袱。接着又谈到了陈昌浩，说：”陈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不亚于张国焘，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惟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弼时工作很细，后来他又找了不少同志座谈，包括许世友，也都谈了诸如徐总指挥所谈的思想情况。弼时同志抽了口烟，心想：看来四方面军指战员思想包袱都很沉重。有的虽然没有直接反映，但从谈话的语气上已经表露出来。说坦率一些，他们渴望三军会师又怕三军会师。他们对中央还不十分了解，怕日后难处。想到这里，弼时同志决心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如实汇报：如何把张国焘的错误与下层执行者的问题区分开来，以及如何把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与教条主义者的过激言行区分开来。这倒是一个颇令人头痛的大问题，真正处理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会师后的第七天，接到离职到红军大学学习命令的许世友，作为一名军人，雷厉风行，背包一打，挎包一拎，步行来到了保安城。
这地方一向地瘠人稀，物产不丰富，交通不发达，人民文化是很低的。工农民主政府虽刚成立，但已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今年天旱，近日幸而下了一些毛毛细雨，庄稼不那么黄了；快干涸的小河，也开始流动起来。
城廓原来是很大的，由于历年来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汉回民族间的战争，城市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房子已不过百间，少得可怜；加上近年来国民党军的反复烧毁，现在所留下的只有几栋木房和几座石砌窑洞而已。全城人口不到四百人。
好在城外山边还遗留下来许多依着天然石壁凿开的石洞，这是敌人不容易毁坏的。学校就选了这些石洞作校舍。这就是抗日根据地的最高学府－－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二科的所在地。
这些石洞好似蜂窠一样，不知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大的高宽各约一丈，深约一丈四尺；小的不过高宽各约六尺，深五尺而已。很简单，红大的校舍除了石洞而外，什么也没有。
一切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建设起来的。用许多小洞作为卧室，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间，睡的都是石炕；一个较大的洞作讲堂，以石壁作黑板，用石头砌成桌子和凳子。总之，绝大部分的用具是石头做的，就好像人们还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
许世友住在这里的第二科（第一科离这里四五里路、第三科远在甘肃庆阳县）的学员大多数是军、师两级的军政干部，只有几个是团级的。这些人都是经过多年斗争锻炼的，差不多每人都负过多次伤，大多数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上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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