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不稳，中央把控的在严又有什么用？
顾同宁可在中央的势力小一些，也不愿反对派势力在地方上掌控州府，毕竟中央有他本人还有陈季常、何方这些人把控，不会出什么问题，可是地方之上一旦没有足够的牵制力量，那么在中央被人家轻轻一击，就有可能造成全面溃败。
脑海中一边思索着如何化解日后的这种境况，一面对真得秀和陆从权二人的质问开始辩答，尽管他极其不愿意去回答什么，可是面对着朝堂上这么多的大臣，有些姿态，他还是要做出来的。
虽然，这只是演戏，可是却也有演的必要。更何况他觉得，自己将新政的种种举措解释解释，兴许也能让别人理解一二，哪怕是到最后真得秀等人还是不能理解，可是那也能让张万公、张行简这些从金国归降来的大臣明白，毕竟这些人不像真得秀这些人，争取到张万公等人的支持和理解的话，那么在日后施行‘新政’的话，一定会拥有一大批的执行者。
在这一点上，顾同还是觉得十分有必要的。
“真大人，陆大人，可能你们觉得‘新政’是我顾某人制造出来的一个噱头，是我顾某人用来打击政敌的一个手段，是我为了自己的利益弄出来的一个华而不实的一个东西，成如你们说的那样，我确实有自己的私心在里面。”
就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之中，只听顾同继续往下说道：“我也想像商鞅、王安石这些先贤一样，名垂史册，等到他日‘新政’成功之时，史官太令、天下黎民，朝中诸公，都能竖起手指，赞我一声，这就是我的私愿。”
顾同就像是在讲故事一样，缓缓地继续往下说道：“除开这个私愿之外，我剩下的就是公心，这个公心，是为了陛下的江山社稷，是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是为了更多的人能过上好日子。陆大人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可是那是讲在国家稳定的时候，祖宗定下的法度，自可从一以贯之。反观现今，国家南北统一，我们不仅恢复了太祖开国时候的基业，而且还收回了幽燕之地、大理故土，这么大的国家，如果延续就得章法，如何能治理的下去？”
“为政者，当以史为鉴，不得不说的是，靖康之耻，高宗南渡，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遵循旧制，未行变通之法，但是我们周边的金国、西夏，他们之所以能够和我们分庭抗礼，我想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家懂得变通。变者生、不变者死，这是历史使然！”
“真大人方才提醒我，是不是忘了商鞅变法之后的下场？呵呵，说实话，从我提出要施行‘新政’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为‘新政’牺牲自己的准备，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无反顾，勇往直前！变法者要是没有这点觉悟，这点思想准备，他所倡导的变法又怎能实行的下去？”
顾同缓缓的将自己实行新政的坚定态度以及将来新政失败之后自己将会一力承担一切的思想准备当着满朝文武就这样说了出来，此时，不管是真德秀还是陆从权抑或李洪壮，都感觉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像是山一样压着他们，让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们却不能说什么，因为顾同并没有以权、以势压迫他们，而是在和他们讲道理，摆事实，在陆从权看来，顾同大可不必这样，事实上在他近日公开反对新政的时候，他就做好了被顾同派人杀害的准备了，可是，到了这一刻，他才明白，人家根本就没有将自己放在眼中，之所以要和自己讲这么多，恐怕也是为新政在做宣传。
果不其然，在讲完了自己的决心和觉悟之后，顾同将话锋一转，直抵新政政策。
“国家一统，版图增大，昔日的路府州县，势必难以有效的管辖到地方，尤其是偏远的大理云南，如果不对边疆地区，加以有效管理，那么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将士们的性命，又是何必？所以，我觉得在地方之上，应当实行行省制度，为什么要实行行省制度呢，是因为行省制度可以最大可能的避免地方割据，行省长官乃是朝廷委派，且权职分明，总督、军统使、转运使、提刑使，互相监督，使权力不至于统一到哪一个人的手中，除了分权制衡以外，行省制度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做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辖，这不是我在这里自吹自擂，事实上在云南、四川、山西、陕西四地施行的行省制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讲完行省制度，顾同继续向下讲道：“行省制之外，就是兵制，我朝兵力，一直弱于西夏、女真，在和这两国交战之中，每每输的一塌涂地，原因在哪里，我想诸公都能明白一些。太祖定制，强调禁军强、厢军弱，这虽然做到了防止地方割据，可是也极大削弱了边地对异族军事斗争的力度。行卫所制度，分化军区，施行将兵之法，在最大程度上可以做到增强兵力，防止外敌进犯，同时中央军区强于其他五大军区，则可以有效的震慑地方，防止意外发生！”
“统一商税、农税，废除各地关卡，对于商人、百姓而言，乃是最大的实惠，如此，既可以促进商业发展，促进贸易往来，增加百姓收入，方便农时安排，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减轻了官府的负担，日后百姓不用为赋税而忧愁，商人也不用为了厚重的商税而担心，这一点，众位大人英明，定能想通其中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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