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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_苗挺【完结】(3)

  大陆方面,对阎锡山严词贬抑,情有可原,亦是历史常有应有多有的情况。台湾国民党方面,对阎锡山有如此多的不满和贬损,应当说也是有其理由的。上述引文中列举的各项指责,你能说它哪一件不是事实呢?

  复杂的历史造就复杂的人物,这当然不完全是阎锡山个人因素造成的结果。

  历史造就人物和人物创造历史,也如一枚银币不可分的两面。辛亥革命以来纷纭复杂的民国史造就阎锡山这样的人物,而阎锡山的活动,也给历史增添了一份特别的内容。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在根本上结束了封建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存在。但是,历史的惯性却不那么容易改弦更张。革命后的中国,与其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如说还是陷入了如同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种封建割据的局面。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由统一到割据,由割据到统一,几乎是一个循环的模式。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成为有头脑的人们观察时势发展趋向的一个向导。代表统一的中央政府衰败之后,各种力量纷纷拔地而起。既有农民革命起义的洪流,也有藩镇、地方官员反戈和趁机起事的豪绅实力派,还有境外民族入侵势力。各种势力围绕占地、抢权的中心问题,进行昏天黑地的大拼搏。分分合合的混战中,历经“大浪淘沙”般的选择过程,败者被淘汰出局,成为“賊”;胜者得以掌握统一后的政权,是为“王”。这种反反复复的演义,积淀下厚重的文化观念,趁天下大乱而起事,几乎成为有抱负或野心的人们本能的反应。如诸葛亮的《隆中对》那样精辟预见天下大势的固然不多,但身处乱世,存心窥测王权者却为数不少。辛亥革命后,中国又进入一次“合久必分”的局面。形形式式的实力派,出于各式各样的动机,在这块饱受苦难蹂躏的大地上开始了争斗和撕杀。他们依仗手中的枪杆子,把国家分解得支离破碎;巧立名目,千方百计争夺中央政府大权,“逐鹿中原”,演绎着春秋战国一样的合纵连横的故事。真是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革命党,保皇党,复辟派,各方军阀,纷纷上场亮相。

  当然,毕竟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演义模式不可能完整地再现。尽管软弱,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勇敢地完成了结束封建政治的历史使命,打出了一面崭新的民主共和的旗帜;尽管与厐大的农民队伍相比还非常弱小,中国的无产阶级也还是登上了历史舞台,响应席卷世界的共产主义潮流,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率领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同盟军,以“造反有理”的壮举撼动着压在头上的大山。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让这种封建割据增添了殖民性质。在前台表演的各路军阀,除去他们各自的利益驱使之外,相当多的,或者说更多的成分是代表背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正是如此复杂的矛盾,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民国史。

  在这纷纭的时势中,阎锡山处于什么位置呢?

  他有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对于满清王朝的腐败,对于当时社会的黑暗,应当说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到日本留学,接受过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成为“铁血丈夫团”的成员,参加并领导山西的起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始阶段,他属于反封建的革命派。

  在山西起义成功之后,他手中有了军队,开始施展自己的抱负;把山西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手中,苦心经营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成为一个占地割据的地方实力派。

  随着实力的增强,羽翼的丰满,他的对外扩展的野心不断膨胀,积极参与到“中原逐鹿”的混战中去,势力范围渐次扩大。西探绥远,东出娘子关,由一省的实力派迅速成为雄踞华北的大军阀。在与各方势力的较量中,靠着较稳固的根据地,靠着较强的实力,也靠着常常高人一筹的谋略,他日渐成为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势力相对抗的地方实力派的领袖人物。在中原大战中,虽然短暂,却也显赫一时地当上了“国家元首”。

  在这个过程中,参加辛亥起义时的那点革命性已经日渐淡化。身为同盟会前辈,国民党元老,却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常与国民党势同水火;自称为孙中山的学生,却屡屡欺骗、背叛孙中山。对当时曾在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各种力量,他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朝秦暮楚,纵橫捭阖,常常能左右逢源,在投机中得利。对北洋军阀各派如此,对新军阀的各派力量亦如此,甚至对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也如此。最终因对共产党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却没能如愿以偿,从而孤家寡人地结束了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同时也就宣告了他的处世哲学和政治原则的破产。

  他的哲学和原则是什么呢?是所谓“在存在中求生存”。

  阎锡山心目中的“存在”,就是他自己及其集团的存在,就是他所鼓吹的那套理论的存在,就是他的独立王国的存在。

  应当说,在当时的军阀中,阎锡山是个有思想的人物。他有儒家文化的基础,又受过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还潜心研究过共产主义学说,肯学习,多思考,长于政治设计。终其一生来看,真正成为他的思想核心的,还是儒家思想。对于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长处,他的吸收利用,不曾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而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研究,更直接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反对。他一贯自视甚高,对于历届“中央政府”的政令,从来不当回事。山西的事情,都由他自己设计,自己操作。成败另论,这种以治国方式治省的做法,是他的一大特征。而正因如此,他把山西视作不容别人插手的自己的领地。“保境安民”也好,“守土抗战”也好,“埋头建设”也好,目标都锁定治下的土地。这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也显现出他讲究实际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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